香港南華對台灣足球發展之影響 [轉貼]

關二哥

來源： http://www.isu.edu.tw/upload/26/4/HS_journals/Vol1-9/11.pdf

《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一卷第九期
二○○六年十二月頁237-265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香港南華足球會對台灣足球發展之影響——以1949~1970 年為中心

鄭夏英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吳俊賢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王宏義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台灣早期足球運動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其發展有異於今日其他體育項目。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及統計比較法，分析各項資料後發現，在1949～1970 年間所舉辦的幾場國際賽事中，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亞運、亞洲盃、默迪卡盃足球賽等，台灣足球均取得亮眼的成績，主要原因是長期徵召海外華人球員來為國家代表隊效力。當時台灣派出的代表隊隊員組成，大略可以分為：本土球員及華人球員，其中華人球員以香港、菲律賓等地為主要成員，尤以香港南華足球會最為重要，其加入與否成為台灣能否在國際賽事中獲得名次的主要關鍵因素。其影響就正面而言，香港南華球員純熟的球技，使台灣在組訓中華代表隊出席國際賽事時，大都透過他們而揚名國際，並刺激國內足球的成長；負面而言，太過依賴南華球員的結果，反而使台灣無法全力培訓本土球員，從而喪失發展足球運動的先機。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世界足球運動潮流的帶領下，台灣近年也掀起一股足球熱潮，但國內針對台灣足球運動發展情形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不僅相關研究闕如，近來在國際的重要足球賽事中，總是不見台灣代表隊的身影。但時間再往前追溯，台灣在1949 年國府遷台到1970 年代其間，國家足球代表隊一直名列亞洲前幾強，並曾在遠東區運動會、亞運會以及馬來西亞默迪卡盃等各項國際競賽中多次奪冠，更曾榮獲「亞洲足球王國」的美名。由此不禁使國人納悶，為何近年來台灣足球運動已失去傳統亞洲足球強國的傳統？又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台灣足球運動沒落？從這兩個問題衍申，實因早期台灣足球於國際賽的優異成績，多是仰賴徵召華人球員，尤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為主，台灣足運的發展也受南華足球會影響甚深，因此引出了筆者進行這項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將鎖定探討近代（1945～1970 年）台灣足球運動受來自於香港南華足球會影響下的發展概況，包括以南華足球會為主的中華代表隊（關二哥按：1980年代後，國際上稱之「中華台北」）於國際賽的參與、成績和影響等，以及長期仰賴華人球員，導致台灣足運自1970 年代前後出現斷層的各項因由；除此之外，對近代台灣足運著力甚深的李惠堂，也是香港南華足球會的一員，本文特獨立討論其貢獻與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概略可從下述四點分析：

（一）從近代台灣的政治、外交和經濟現況等層面，探討台灣早期足運發展和華人球員間的時代環境因素。
（二）分析在1949～1970 年間，台灣視足球運動為外交手段，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為主的中華代表隊，積極參與各大國際賽事，所產生的正負效應。
（三）剖析李惠堂於國際賽場的表現，以及其對國內和國際足壇的作為。
（四）探討自1970 年後，影響台灣足球逐漸沒落的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綜合、歸納與分析為主，將運用文獻分析法、統計方法進行相關史料的分析，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當為文獻分析法。本研究將採用詮釋性分析（interpretative analysis），將足球運動事件與該期間內的其他事件的關聯性相結合，如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等，使得本研究能夠在較寬闊的脈絡中進行分析。也就是為了瞭解台灣足球運動發展的狀況，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文獻加以整理、分析、歸納，就足球運動配合當時各時期之時代背景加以深入分析。

　　關於史料的來源與文獻的取得除了一般的政府檔案外，也大量運用了新聞資料。由於近來聯合電子報資料庫和香港大公報的資料庫建置完成，所以將利用國內、外幾個主要的新聞資料庫，進行1945～1970年間相關事件的蒐集。

四、研究價值

　　藉由各項史料的彙整，整理出1945~1970 年間台灣參與的各項重要國際足球賽事，並分析參加國家代表隊成員名單其國籍背景，藉此深入瞭解海外華人在國家代表隊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與此同時，也要探討這段期間內，國內外的政治情勢與經濟發展等背景條件，對台灣組訓國家代表隊背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意義進行更深層次的瞭解。


貳、近代台灣足球運動發展的時代背景

　　台灣近代（1949～1970 年）足球運動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其發展有異於今日其他體育項目的開展，所以在探討台灣早期足球運動的發展概況，以及國家代表隊為何長期徵調香港、菲律賓或星馬地區的華人足球選手參與國際比賽，首要前提得瞭解當時台灣面臨的政治、外交情勢，以及社會經濟情況等。

一、政治與外交背景

　　國民政府自播遷來台後，在各種國際場域中，一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著「兩個中國」的矛盾問題，所謂兩個中國，一為建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另一為建於1949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自1949 年以來，都將國際體育賽場視為是外交的延伸戰場，屬於國際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籠罩在這氛圍下，我國常藉由在各項國際比賽中獲取優異的成績，來提昇我國在國際體壇的能見度，因此爭取菁英選手為中華代表隊效力，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體育政策之一。

　　根據上述的立場，自1952 年以後，中共開始進行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取代中華民國會籍的行動，首先便是意圖加入國際奧會。除此之外，在中共開始進入國際比賽之中，便不斷與台灣國民政府產生衝突，最明顯的例子便是1962 年亞運代表隊的風波，由香港足球好手組成的中華民國代表隊，被香港足球協會干預而無法成行，國際體育受到政治力干擾的嚴重性已不容小覷。

　　以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台灣在國際間的外交與政治情勢左右了徵調香港球員的能力，而在1971 年以後，受到國際地位的下滑和香港職業足球的興起，無法再徵調華籍選手為中華隊效力，遂轉向培訓國內選手，避免過度依賴香港華籍球員，此一局勢的轉變雖然使台灣開始正視國內足球人才的發掘，然而長期借用華籍球員的情況下，一旦抽離這群球員，台灣本土的足球發展不可避免地出現斷層，也是致使台灣足球走向沒落的主要因素。

二、社會經濟的背景

　　台灣光復初期受到政治、經濟情勢尚未穩定，一切物資均以支援國防為前提，以致政府對國民體育的推展處於幾近停頓的狀態，體育政策成為教育體制的附屬，此時期對於台灣國民體育的推動、實施均以1941 年9 月9 日公布的《國民體育法》為準則，其目的是為培養全國國民具有自衛衛國的能力。

　　自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除了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外，並恢復對台灣每年八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對台灣初期經濟上的物資供應、緩和物價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從而奠定台灣輕工業發展的基礎。1953 年起，政府又開始推動一系列的經濟建設計畫，在穩定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前提下，推廣農業多角化經營、提倡種植高價值作物，同時並鼓勵國民儲蓄累積國內資本，擴充公共基本設施。此外，《獎勵投資辦法》的實施，成功地引進了國外資金改善投資環境，擴展產品外銷和進口生產設備原料，奠定了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此時經濟成長伴隨國民所得持續增加，台灣居民生活日益改善。此一社
會條件對於推展體育運動具有正面的意義，包括社會社區、學校體系等，體育運動的開展才日趨走上正軌。

三、小結

　　在中央政府遷台後到宣布退出聯合國以前，政治上始終以「反攻大陸」為首要目標，為了在國際空間爭取與中共對抗、在國際比賽中爭取能見度，冀求藉由積極參與國際體育競賽，展現體育實力，突破外交環境的限制；而社會層面受到政府投注全力發展經濟的影響，採取軍事化導向的政策，當時的台灣社會以競技運動為導向，缺乏比較全面性的體育發展政策。在上述背景之下，可以想見台灣足球運動早期的發展概況，主要是以軍中足球以及社會足球兩個面向為發展重點，而軍中足球又是其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足球成為省運會的主要比賽項目後，亦為早期台灣足球發展的另一個代表性象徵。


参、中華代表隊的成員分析與成績

　　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參與國際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一直是重要目標。自1960 年代我國開始派隊角逐亞運會及亞洲盃，其中尤以亞運會的戰績最為輝煌，在1954 及1958 年的第二、三屆亞運中，中華足球代表隊連獲兩屆冠軍，當時甚至有「亞洲足球王國」之美稱，可謂我國足球發展的黃金時代。

　　參與國際比賽的首要任務就是遴選國腳組成中華代表隊，由於前述外交干預和政治時空背景的因素，在全力求勝的政策態度下，球員的遴選主要都來自旅居香港或星馬等地的華僑選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又以香港南華足球隊為主體所組成，對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深具影響性。以下我們將討論與分析亞、奧運以及重要國際比賽中，中華隊的組訓和歷次比賽的成果。

一、亞運會和奧運

　　亞洲運動會起源於1948 年第14 屆倫敦奧運會其間，亞洲各國代表聚會商討，決定成立「亞洲業餘運動會」籌備會，舉辦亞洲運動會。我國郝更生為籌備委員之一，負責擬定業餘運動協會組織章程及籌備相關事項。

　　自1951 年首屆亞洲運動會舉行以來，我國一共參加了第二、三、五、六、十一、十二、十三屆的賽事。第一屆因中央政府遷台，政局不穩而沒組隊參加；第四屆時主辦國印尼以政治干預體育，使我國代表團無法與賽；第七、八、九、十等屆則因我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問題，而在亞洲運動會中缺席。

　　關於我國在遴選足球國家代表隊的規則上，根據奧會規定，除了必須為業餘選手外，另外最重要的規定就是選手必須是在本國出生者；但由於中國分裂問題，導致了我國或中共的代表隊皆可以徵召華僑作為國家代表隊的組成份子。中華隊的遴選以香港華人球員為主，再輔以其他地區的華僑，如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台灣本地的球員依徵選原則僅占20％，但根據狀況減少台灣球員以增加香港選手的名額，因此代表隊可謂以香港的華人球員為主。1954 年我國參加第二屆亞運足球比賽時，就是依照這樣的原則進行代表隊的組訓：

　　我國參加第二屆亞洲運動會籌委會足球選拔小組，……會中用票選決定台灣區足球代表選手為嚴士鑫、徐祖國、儲晉清、陸慶祥等四人，另以徐徽博為備選。候選之名單中另陳正修、姜闍清、谷源岫等三人落選。我國足球代表隊全部名額共十六人，餘十二人正選代表，備選代表三人，由香港選拔。

　　但是根據其中所徵選的台灣區選手嚴士鑫、徐祖國、儲晉清、陸慶祥等四人，也是經由香港而來台定居的選手，並非由台灣本地所培訓的。由此可見，台灣在1949 年以後的亞運會和奧運等足球比賽中，最主要的球員皆來自香港地區的華僑球員，再輔以星馬地區的華籍球員以及極少數的台灣本土球員，因此，代表隊成員如以下兩列表：

　　表一　我國參加第二～五屆亞洲運動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表二　我國參加第17～19 屆奧運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總而言之，在亞、奧運的足球賽中，初期台灣尚能憑藉香港華籍球員的效力而贏得兩屆亞運冠軍，但自第五屆亞運開始，由於老國腳體力衰退、新國腳經驗不足，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如日、韓等國急起直追等因素，加上在香港親共人士施壓下，阻止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任何比賽，在後繼無人的情況下，我國足球運動遂由盛轉衰。

二、亞洲盃足球賽

　　1956 年由足球總會創辦的亞洲盃足球賽，每四年舉行一次，將亞洲國家分成三個區域，東區有中華民國、日本、北婆羅洲、菲律賓、韓國；中區有越南、馬來西亞、柬普寨、泰國；西區有印度、緬甸、以色列。每屆賽事由各區舉行預賽，採淘汰制選拔冠軍隊伍參加決賽，決賽在香港舉行。

　　1970 年以前，亞洲盃足球賽一共舉辦了四屆。在1956 年的第一屆亞洲盃足球賽中，我國以1954 年第二屆亞運足球賽冠軍隊為主幹，再遴選香港球員組成代表隊，與韓國爭取決賽，可惜遭到淘汰未能進入決賽。1960 年的第二屆比賽，我國則得到第三名。而1964 年在以色列舉行的第三屆亞洲盃，我方因為國際情勢等問題而選擇放棄參賽。到了1968 年的第四屆亞洲盃，因為本屆的東區預賽是由台灣主辦，台灣當時掀起了一股足球旋風。

　　在上述參賽的三次亞洲盃足球賽中，中華代表隊的國腳代表依然是以香港的華籍球員為主幹，其中更不乏曾參與過亞運及奧運的選手，下表為台灣在1970 年代以前參加亞洲盃足球賽的選手名單：

　　表三　我國參加第1～4 屆亞洲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根據表三我們可以看到在教練與選手的組成上，依然是以香港華人球員為主。而其中在1967 年7 月28 日在台北市立體育場舉行的第四屆亞洲盃足球賽亞東區預賽中，中華隊代表隊中好手除了守門員郭德先是印尼華僑外，其餘均是香港籍華僑。中華隊首場以9 比0 勝菲律賓，3 比2 險勝印尼，2 比2 逼和日本隊，最後一戰擊敗韓國，戰績與日本同為三勝一和，不過中華隊因得失球數之差占優勢，得到了東區預賽的冠軍。當時的報章媒體曾對此有大篇幅生動地報導：

　　球藝精湛的中華足球大軍，終在第四屆亞洲盃足球賽東區預賽中，保持不敗，贏獲冠軍，並打開了通往亞洲盃決賽的坦途。……亦締創了一項光榮的歷史紀錄。

　　中華代表隊自第四屆亞洲盃足球賽後，香港華人球員因政治、國際環境因素，無法繼續再代表中華隊出賽，使得中華代表隊的實力大幅下滑，加上國際政治情勢的轉變，台灣足協會籍一再地變動，我國的足球運動自此沉寂，直到1992 年，台灣才又重返亞洲盃足球賽場上。

三、馬來西亞默迪卡盃國際足球賽

　　中華代表隊除了亞洲盃外，另一個國際舞台便是由馬來西亞主辦的默迪卡盃（獨立盃）國際足球賽。默迪卡盃足球賽和亞洲盃足賽並稱亞洲兩大盃賽，但由於默迪卡盃每年總是邀請十多個國家與賽，加上賽程安排採取一次進行完全部賽事，因此往往造成盛況空前。

　　默迪卡盃原名應稱為「獨立」盃足球賽，此名得自於紀念1957年馬來西亞擺脫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一個獨立國，而這項比賽正是創始於這一年，故名之為「獨立」盃；此外，加上這項足球賽是在吉隆坡著名的獨立體育場（Merdeka stadium）舉行的，「獨立」盃之名更是名正言順。

　　中華代表隊到了1963 年第六屆默迪卡盃才第一次參與，並榮獲了盃賽冠軍。在那一屆的最後一場中韓冠軍爭奪戰中，中華隊和韓國激戰九十分鐘後，雙方難分軒輊，直到最後一分鐘，中華隊由黃文偉射進一球，奪得冠軍。中華隊贏得第六屆冠軍後，因未能積極準備，翌年第七屆大意失荊州，戰績一敗塗地，在預賽中就慘遭淘汰了。

　　中華隊在第七屆比賽嚐到戰敗的苦果，1965 年的第八屆賽事便不敢掉以輕心這一次中華隊球員的遴選頗費心思，臨賽前，身經百戰但球齡稍高的名將姚卓然和莫振華，都退出中華隊，於是，中華隊的軍容經調整後為門將雷煥璇、後衛羅北、吳添來、郭錦洪、中衛林尚義（關二哥按：即香港人熟悉的足球評述員「阿叔」）、陳鴻平、李國華、陳輝洪、曾鏡洪、前鋒陸文渭、楊偉業、郭有、周少雄、張子慧、張子岱和黃志強。參加第八屆比賽的球隊共有九隊，比賽結果是中華隊和韓國隊皆保持不敗，直到最後決戰，雙方又以一比一戰平，加賽十分鐘，雙方仍未能壓倒對方，依大會的規定，中、韓兩隊並列冠軍。這是中華隊第三次參加默迪卡盃、第二次奪冠軍，這次中華隊由羅健雲領隊，教練為李惠堂。

　　1966 年的第九屆比賽，中華隊再度與賽，這一屆中華隊在臨賽前陣容一再調換，因為張子岱和張子慧、昆仲鋒臨時隨星島隊遠征紐西蘭，而老將郭錦洪、曾鏡洪和姚卓然又臨時退出。結果，中華隊出師不利，第一仗就以一比四慘敗給新加坡隊，接著又以○比三為越南隊所敗，第三仗再以○比一輸給印度隊，第四仗二比五再敗給日本隊。中華隊一路敗北，教練何應芬表示，中華隊的精神訓練太差，沒有作戰精神，只靠球藝是贏不了球。

　　表四　我國參加第6～9 屆默迪卡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根據表四可見，我國參加歷次默迪卡盃的中華代表隊教練和球員仍多數由香港的華人球員所組成，且名單中的國腳與奧運、亞運及亞洲盃等比賽又多所重疊，可見在1950～1970 年代間，台灣參與國際足球賽事十分依賴香港的華籍球員，這也成為國內足球運動一直無法生根的主要因素。

四、小結

　　整體而言，我國參加亞運會及奧運會等世界性大型比賽的足球代表隊，大部分是以具有華人身份的華僑球員所組成，而香港南華足球隊是為主要班底。在這種捨棄本土球員的作法下，雖然解決了在台灣不盛行足球運動情況下選拔球員的難題，但也犧牲了台灣足球運動正常發展的道路，一昧地依賴港籍球員的結果，造成了錯過培養本土球員的契機。

　　即便自1972 年起台灣真正開始由台灣本土球員組成代表隊，正式取代香港球員，然而缺乏遠見的領導方式，根本無法為兩年一度的世界性賽事作長期性的計畫，加上集訓時間不長，除了針對基本技術、體能加強外，中華隊另一大隱憂──缺乏國際賽臨場經驗──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所以當香港足壇受到政治影響，逐漸禁止香港球員代表我國出賽後，又正逢我國因為會籍問題離開亞洲足協，致我國與亞洲各國足球界的往來日益減少，再加上政府將關注的重心轉向正在發展且屢獲國際比賽冠軍的棒球運動上（如1969 年金龍少棒獲世界盃冠軍），我國的足球運動猶如曇花一現般，在1970 年以後日漸沉寂。


肆、李惠堂與台灣足球運動之發展

　　身為香港南華足球會最著名的球員，李惠堂始自1923 年入選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代表球員，1948 年轉而投入中華代表隊擔任教練，並僑居香港協助中華代表隊的組訓，李惠堂緊密聯繫起香港南華足球隊與台灣足運發展的關係。本章首先將從不同國際賽事，了解李惠堂在擔任球員時的表現，以及轉任教練後和華籍球員的互動；其次，探討李惠堂在台灣致力於足球運動的推廣，以及他在各大國際足球組織上的努力；最後，論述李惠堂對於針對台灣足球的發展和培訓所提出的專業見解。

一、與中華代表隊的關係

（一）遠東運動會

　　遠東運動會自1913 年至1934 年間共舉行了十屆，這項賽事主要是由菲律賓、中國、日本等三國為主體舉辦的國際比賽，每兩年在這三國的大城市間輪流舉行。中華隊除了第一屆未能奪冠外，以香港南華隊為班底的代表隊一共獲得連續九年的冠軍，其中李惠堂便參與了四次。

　　李惠堂第一次參賽，是1923 年於日本大阪舉辦的第六屆賽事，當時他年僅18，但比賽中身手不凡，引人注目。足球賽採用單循環制，中國足球隊先後以三比零、五比一擊敗菲律賓、日本。1925 年第七屆遠東運動會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中華隊再度以五比一、二比零分別挫敗菲律賓和日本，這次李惠堂的表現更加突出，並於此時榮獲「亞洲球王」的美譽。第八屆遠東運動會李惠堂因代表「三華隊」訪澳未能出賽，但1930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九屆遠運會，李惠堂特地自印尼返港參加，這時他已晉身為隊長，以五比零大勝菲律賓，但在與球技大幅提升的日本隊較勁時，僅以三比三握手言和。1934 年第十屆遠運會再度在馬尼拉舉行，中華隊仍由李惠堂率軍迎戰，以二比零分別擊敗菲律賓和印尼，最後再以四比三小勝日本。

　　在多次對外的國際賽事中，李惠堂總是扮演重要角色，接下代表我國參加國際賽事的重責大任，這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國際成就。

（二）奧運

　　我國曾多次參與奧運會足球賽，首次是1936 年於柏林舉辦的第11 屆奧運會，中華隊首戰英國隊，以0 比2 敗北遭淘汰。1948 年，我國又參加倫敦第14 屆奧運會足球賽，中華隊首戰土耳其隊，同樣以0比4 落敗。1960 年的第17 屆羅馬奧運，中華隊首次從會外賽中獲三勝戰績脫穎而出，當時由李惠堂掌兵符，但是會內賽首戰英國，以2：3 小負12。下表為李惠堂以球員或教練身分參與奧運會時，中華代表隊名單。

　　表五　奧運足球代表隊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在上述四次奧運會中，李惠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1936 年在柏林舉行第11 屆奧運會中，李惠堂當時仍是以球員的身分參加，當時足球場陣中的11 個位置都是固定的，我國代表隊在每個位置皆選擇兩人，惟獨中鋒例外，僅由李惠堂一人擔任，左翼則選了三人，那時李惠堂已32 歲並身兼隊長，雖然成績不盡理想，然而此次李惠堂以32 歲之姿參賽，並以矯健的身手深獲歐洲各國球隊激賞，甚至紛紛邀請前去觀摩，英國亦邀請球隊到倫敦進行兩場友誼賽。

　　再則，在往後三屆奧運會中，李惠堂於中華隊中的身分已從球員轉為教練，並為中華隊組訓香港選手出力甚多。而在這幾次的奧運代表隊中，除了第十八屆東京奧運的林鴻汶為台灣本土球員外，其餘皆是香港華籍球員，因此包含教練李惠堂在內的中華代表隊，清一色皆是由香港華人球員所組成。

（三）亞運及亞洲盃

　　1950 年代台灣開始派隊角逐亞運會及亞洲盃比賽，在亞運會的戰績尤其輝煌，於1954 年及1958 年的第二、三屆亞運會，連獲冠軍，可以說是我國男足的黃金時代。其中在1954 年馬尼拉舉辦的第二屆亞運會，足球隊在開幕典禮當天迎戰強敵越南隊，教練李惠堂要求足球隊避免參加開幕典禮，專心備戰闖過這一關，這決定曾引起中華代表隊內部爭執，但最後仍獲得代表團本部應允，並以3：2 力克越南，之後輕取菲律賓，準決賽勝印尼，冠軍戰對南韓。南韓當年是亞洲取得參加世界杯足球賽的代表隊，意氣風發，卻也顯得有些輕敵，經李惠堂精密部署，中華隊最終以5：2 大勝南韓隊，登上金牌寶座。

　　在這兩次亞運冠軍隊伍中，其組成的球員同樣大部分來自於香港的華籍球員，下表為代表隊名單。

　　表六　第二、三屆亞洲運動會足球代表隊名單（關二哥按：從略）

　　在1954 年第二屆亞運的成員中，除了隊長嚴士鑫和陸慶祥、徐祖國、儲晉清、徐徽博為在台的大陸好手外，其餘皆是由香港各球會選拔出的優秀選手。而1958 年第三屆亞運則清一色全是香港華籍球員，在這屆亞運會名單中，最特別的莫過於李惠堂父子二人同時登錄，李惠堂擔任中華代表隊的教練，而李惠堂之子則以香港足球代表隊的前鋒出現。

　　在1954 年亞運會期間，由菲律賓等國倡議成立「亞洲足球聯合會」。在1954 年5 月7 日的首次會議上，與會代表一致推選香港足總主席羅文錦擔任亞洲足聯第一任主席，李惠堂被任命為亞足聯首任祕書長，祕書處設在香港。

　　第一屆亞洲盃足球賽於1956 年創辦，中華隊的組成可以說是前兩屆亞運會冠軍隊伍的的混合體，大部分的國腳主體組成仍然由香港華籍球員所組成。此時，由於李惠堂身兼亞洲足協祕書長，因此並未能擔任亞洲盃隊伍的教練，因此，除了1960 年第二屆亞洲盃得到第三名外，總體成績並不理想。

（四）其他國際賽事

　　除了前述奧運、亞運及亞洲盃等大型國際比賽外，中華代表隊也曾經在其他國際比賽中獲取多次的榮譽事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可媲美亞洲盃的馬來西亞默迪卡盃（獨立盃）足球賽。中華代表隊曾在1963年及1965 年兩屆默迪卡盃中獲得冠軍。而這兩次的冠軍隊伍的組成，其主體同樣也是由香港華籍球員所組成，並且都是由李惠堂擔任教練。

　　表七　1948～1970 年中華隊歷次國際比賽（從略）

　　從上敘以及表五中可明確了解，李惠堂在中華隊的歷次國際比賽中，都扮演了教練領軍的關鍵角色，這除了歸功於來自香港華籍球員的精湛球技外，李惠堂本身30 年的足球經驗也提供了戰術與戰略上絕佳的指導。由上面的各項國際比賽所獲得的成績，可見到在李惠堂擔任中華代表隊的教練期間，可以說是中華足球代表隊的黃金時期。

二、對國際交流與足協會籍問題的貢獻

　　李惠堂除了擔任中華隊的教練外，另外一項重要貢獻便是協助台灣足球界與國際足球界進行廣泛的交流。尤其自1950 年代起，由於國際體壇瀰漫政治干預體育的風氣，中共極力在國際體育組織上排除我國參與國際活動的資格，然而李惠堂多次嚴詞峻拒中共的利誘，經香港赴台定居，並長期擔任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顧問。

　　1954 年「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成立，獲得國際足球總會的承認，隔年成為亞洲足球協會的創始會員，李惠堂擔任亞洲足協祕書長。同時，即便中共曾於1956、1958 和1974 年，幾度在國際足球總會的會員大會上提出排除中華足協之會籍的提案。

　　關於我國足球會籍問題的產生，乃源起於1949 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由於兩岸都自稱代表「中國」，除了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外，國際體壇也連帶成為兩岸政治鬥爭的延伸。李惠堂以其能言善辯的才能以及他在國際足壇的聲望，協助台灣的會籍得以維護，粉碎中共欲排除台灣會籍的陰謀，並使台灣並協助台灣參與各項國際比賽。

三、對國內足運發展的建言與指導

　　李惠堂協助我國足球運動的推廣總是不遺餘力，並多次提出建議與警告。在1965 年中華隊獲得默迪卡盃冠軍返國後，李惠堂便大力呼籲體育活動的重要性：

　　比賽得到冠軍並不實要，因為單靠一兩面錦標來撐面子是沒有用的，他希望能藉此喚起青年對運動的興趣，培養體格健全的國民。

　　在1965 年9 月14 日的一場座談會中，李惠堂暢談並提出我國體育落後的現象的五點原因：(1)政府的鼓勵和提倡不夠，(2)師資缺乏，(3)民眾對體育方面缺乏認識，(4)運動場所的設備不合理想，(5)民間的體育組織太少。針對上述缺失，李惠堂也提出我國足球發展不得不面對的首要難題，受到國際政治情勢的轉變，將來香港或者其他地區的華籍球員為中華隊效力的情形會愈來愈少。面對此一現實面，李惠堂期望政府能夠拿出決心和力量來提倡體育，唯有喚起政府及民眾的重視，進而積極發展和提倡體育，向下紮根與全面推廣才能振興體育運動。此外，李惠堂更是積極用各式行動和影響力，並從下述三個層面積極推廣台灣足運。

1. 廣泛呼籲台灣工商業投入資源協助足運發展
2. 編印足球基本動作圖解，拍攝足球教學示範影片，提供專業知識。
3. 廣泛舉辦座談會和講習會，親身講述、傳授經驗

　　李惠堂認為，國內足球確實成現緩慢進步，但不夠顯著。對於該如何發展國內足運的問題時，李惠堂則指出，如果國內能在場地、足球的普及和多舉辦比賽等三方面著手，同時擬定長程的訓練，推廣計劃，才能恢復「亞洲足球王國」的聲望。

四、小結

　　李惠堂踢了二十多年足球，在球場上表現了運動員的風範，從球場退休以後，李惠堂藉由擔任中華足球代表隊教練，擔負著訓練與傳承的工作。1954 年他發起組織亞洲足球協會，並擔任祕書長12 年，協助我國足球運動與其他各國進行交流。1966 年，他又出任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成為當時我國第一位獲得國際體壇最高榮譽之人。1967年至1974 年間，李惠堂又任亞洲足球協會副會長；1968 至1972 年再兼任國際足球總會技術委員會委員；1972 年至1974 年改任技術顧問。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折衝於國際體壇，他代表我國參加國際足球會議，保持了我國在國際足球協會中正統的「中華民國」之名。


伍、南華足球會對台灣足運的影響

一、南華足球會退出代表隊之因

　　依據歷史的脈絡與背景，台灣在1949～1970 年間的主要國際賽事，中華代表隊的球員組成成分，可以大略區分為本土球員及華人球員；有趣的是，華人球員的參加與否也成為我國能否在國際比賽中獲得名次的關鍵因素，甚至牽動和影響著台灣境內的足球運動發展，而這批華人球員又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的球員為主要的組成份子。然而香港卻在1971 年後正式停止了選拔香港選手到台灣參加中華民國代表隊，這不但影響了我國的國際賽成績，對於台灣的足球運動發展亦帶來不小的衝擊，對於此一局勢的產生，可從下列兩個層面探討：

（一）香港隊的重疊和輿論的壓力

　　其實早期並沒有香港代表隊，直到1956 年為了參加在菲律賓所舉行的第一屆亞洲盃足球賽，才正式有香港代表隊的出現，它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與當時也是由香港華人球員所組成的中華民國代表隊作一區別。到了1960 年代，香港的輿論界出現了批評台灣當局徵召香港華籍球員到代表中華隊參加奧、亞運等國際大賽的作法，1959 年的香港《大公報》即出現了主張不承認中華民國體育機構的言論：

　　警察會代表麥尼路表示：利用香港球員去台灣出賽，這個作法是十分不對的。雖然過去也有類似的例子，但一錯不能再錯，非慎重考慮不可。陸軍代表威士頓也說，根據奧委會及國際足協的條例，凡在本地出生的球員而在香港足總註冊三年的，他們有權代表他們出生的地方出賽；對於華協的要求，同樣認為
值得考慮。

　　從上述的評論報導中可見，想見當時香港輿論界對中華隊吸收香港球員的作法非常不以為然。因此凡成為中華代表隊的球員，都不能代表香港，然而當時大部分的港華足球好手都先被中華代表隊吸收，如香港之寶姚卓然、莫振華、黃志強、李育德、劉儀等頂尖高手，所以以香港球員為主要班底的中華足球隊，連續在第二、三兩屆亞運足球賽中稱霸，又曾兩度在默迪卡足球錦標賽中稱王。

　　然自1966 年的第五屆亞運會，中華代表隊的組成就面臨重重波折。雖然本屆中華隊成員依然意圖以香港華籍球員為主，但當時的香港足總執委畢特利曾在執委會上提出指責，他認為香港註冊球員代表其他國家出賽實屬違例，應加以禁止。由此，當參加亞運的其他項目的選手已經各依預期選出運動員後，足球代表隊仍然懸宕未決，因為亞運籌備當局一直靜觀香港方面的動靜，因為到香港挑選足球員必須先等香港隊選了，才得以再選中華隊。

　　綜上所述，當時香港當局和輿論界對於台灣的作法非常不以為然，除了曾對中華隊遴選香港球員加以阻撓外，甚至認為凡是代表過中華民國的球員，都不能代表香港本身的代表隊，輿論的壓力也逐漸影響到香港華籍球員到台灣參加中華隊的權利。

（二）香港職業足球的興起

　　香港由於歷經英國百年的殖民文化洗禮，體育運動最直接的影響首推足球的蓬勃發展，香港也成了亞洲最早走向足球職業化的地區。然而，隨著香港足球運動全面進入職業制度後，受制於香港職業足球聯賽賽事的進行，首當其衝的，就是香港的華籍球員無法繼續代表中華隊出賽。

　　在1970 年代以前，香港各球會中的菁英足球選手，經常是中華民國對外參加國際足球比賽的班底成員，從前面幾章論述中亦可得知，香港華人球員曾為中華民國代表隊贏得過兩屆亞運金牌，以及轟動台灣的亞東區足球冠軍。但隨著香港足球職業化的趨勢，香港內部逐漸出現反對的意見：

　　香港足球協會今天拒絕讓十六名被選出的香港足球選手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洲運動會。中華民國多年來在國際足球賽中均由香港球員代表參加。這次拒絕的理由是，這些球員的離開香港將妨礙香港足球總會的預定比賽。

　　許多職業選手受限於香港職業聯賽，聯賽期間無法離開香港參與中華代表隊，受此效應波及，確實對中華代表隊的組成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台灣足運自南華足球會退出後的影響

（一）亞洲諸國足球運動興起的衝擊

　　除了會籍的問題影響了我國參與國際比賽的因素外，同一時間，我國也面臨如印尼、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國家足球運動興起的衝擊，在在威脅到中華隊的獨霸之路。在1966 年第五屆亞運賽後，國內報章媒體就曾對失利的戰績做出批判，文中也清楚指出了亞洲其他國家足球運動的崛起

　　我們曾在第二、三屆亞運會中蟬聯了足球冠軍，也因而贏得了「亞洲足球王國」的美譽，但過去那十二年所博得的榮耀，全在這屆亞運會中輸光了，……看這屆亞運，我們雖不能說自己退步了，但我們沒有進步，……如今，進步較快的國家，如韓國和馬來西亞，都趕到我們前面去了。

　　由此也反映出了我國長期體育政策與訓練機制的匱乏，而長期以來依賴香港華人球員的後遺症也逐漸浮現台面。

　　亞洲各國的足球運動此時正呈現正向發展的狀態，從歷次的亞、奧運等國際比賽的名次排名亦可見端倪，從年年舉辦的默迪卡盃足球賽戰史觀察更為清晰。從歷屆默迪卡盃賽中觀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得以連續稱霸四年以上的，以中華民國為例，即便擁有「亞洲足球王國」之譽，亦僅能奪取兩次冠軍，下表整理出默迪卡盃歷屆成績。

　　表八　默迪卡盃歷屆成績（關二哥按：從略）

　　過去亞洲足壇在一段漫長的時間中，曾是屬於中華民國和韓國兩強對峙的時代；然而，由上表更清晰可見，從默迪卡盃的成績分析，中、韓兩強固已無法在亞洲足壇上予取予求了，即便是足球的新興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和緬甸等，更無力在亞洲足壇重締獨霸之大業，這說明了亞洲足壇呈現群雄並起的新景況。

（二）國內足球運動發展產生斷層

　　對於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在1950～1970 年代主要是依靠外援，使得台灣擁有「亞洲足球王國」的美譽，但也因為過度仰賴外籍的華人球員，而延誤了台灣足球運動向下紮根的契機。

　　對於這個隱憂，李惠堂認為，中華隊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就是不能再依賴香港或其他地區的華人球員，要重視培養屬於自己的球員。上述的問題不只有李惠堂關心，甚至包括短期來台訪問的克藍瑪（Dettmar Clamer）也提出了他的隱憂和建言。1968 年初，克藍瑪受中華全國足球協會的邀請，來台參與於台北市立體育場舉辦、為期17天的教練講座，當時受訓的人員包括國家代表隊、青年隊及各地的基層教練。

　　在克藍瑪來台指導期間，也指出台灣在發展足球運動的過程中，不可太過依賴港籍的華人球員，對此，克藍瑪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台灣足運的領導階層必須釐訂長遠的訓練計劃，排除萬難從實際上著手，切忌急功近利；第二，受訓球員與教練繼續貫徹他指導的訓練，務使全部課程播種於每一個角落；第三，台灣足球界應有自力更生的決心與魄力，嚴格訓練年輕球員，不要一直仰賴香港球員。

　　從李惠堂和克藍瑪對我國足球的發展，都提出相同的質問和建議。由此可見，藉由香港華人球員來為中華代表隊效力的結果，就是造成我國足球發展失去獨立性，外籍球員不但阻斷了國內球員向上攀峰以參加國際比賽的機會，亦使得國內失去足球運動向下全面發展與推廣的契機。更令人扼腕的是，台灣足球運動自此逐漸走向沒落之途。

三、小結

　　在1970 年以前的國際比賽中，中華民國參與國際賽事幾乎由香港的華人球員代表出賽，並且因為當時我國旅居香港的球王李惠堂居中協助，中華代表隊幾乎是由香港南華足球隊為班底。但由於受到政治因素以及香港足球職業化的影響，使得香港的華僑球員不再能夠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比賽。對於此一局勢，李惠堂提出應該正視培訓台灣本地選手的重要性，於此同時，克藍瑪來台的短期訪問亦對國內足球作出重要性的省思和建言。由此，真正開啟了我國自立培訓足球選手參與國際比賽的先端，對於國內足球運動的技術提昇確實有其貢獻。然而這樣的努力終究受到太多因素的干擾，使得台灣在足球運動發展上，遲遲無法有效的趕上亞洲其他國家。


陸、結論

　　從前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為班底的華人球員對台灣的足球發展有巨大的貢獻和正、負皆有的影響。正面地來說，香港由於受英國殖民統治，足球運動很早就傳入，因此香港的足球運動技術在亞洲地區有其先進的一面，也因此，台灣在組訓中華代表隊時，都透過李惠堂或香港的有力人士，到香港各球會徵選菁英選手。徵召香港華籍球員參賽，除了可以為台灣增加在國際體壇上的能見度外，也可以將國外最新的足球技術引進國內，透過與國內其他球隊的友誼比賽與交流，刺激國內球隊向他們學習各種技巧。

　　然而也正因為太過依賴香港華人球員的支援，連帶地喪失了台灣培養本土球員、建立本土足球運動的先機，才會有李惠堂及克拉瑪等人呼籲台灣應該加速培養自身的本土球員，然而這樣的努力終究受到太多因素干擾，使得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遲遲無法趕上亞洲其他國家。

　　其次，雖說體育不涉政治，但國際體壇上的政治糾紛，卻經常使得台灣的足球運動無法正常發展。雖然在1950～1970 年代間，徵召外籍華人球員的政策，也是因為這樣的國際政治指導體育的背景下而產生的，但從前述的探討中，也可見到這對台灣足球的發展存有非常大的侷限性。

　　最後，台灣的足球是靠民間少數的學校和企業勉強維繫命脈，但是因長期得不到關愛的眼神，使得足球運動愈來愈沒落，球隊和球員愈來愈少，成績愈來愈退步，國際排名愈來愈後面。我國足球曾獲得1954 年第2 屆和1958 年第3 屆亞運會冠軍，但那時都是靠香港的華僑選手奪得金牌，真正台灣的球員沒有幾個。台灣的青少年足球隊過去在國際成績算是不錯，但那是以全台灣的精英，和歐美國家的社區隊伍相爭，獲得的好成績並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實力。


柒、參考書目（關二哥按：從略）

關二哥

這是一篇台灣寫的論文，探討了香港、台灣兩地的足球發展史。

從學術角度看不算寫得太好，但對我們球迷重溫往事，還是有一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