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超人的哲學〉托洛斯基

張沐霖 · 發表於 2023-10-5 09:51:25

關於超人的哲學

列夫·托洛斯基（Léon Trotsky）
譯者：Sabrina Yeung
1900年12月23日

校按：此文是托洛斯基21歲時發表的作品。過去一直沒有被翻譯成中文。
本中譯版是譯自法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的法譯版，雖然英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也有英譯版，但是法文版是直接譯自俄文原文，英譯版則是再從法譯版翻譯過來，而英譯版的翻譯品質也受到一些批評。為了忠於原文，所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義工直接找法文版翻譯。文章裡的人名或專有名詞，盡量用中文世界裡已有的譯名，還沒有的唯有直接用回法文譯名。

這篇文章內容關於尼采，名為「Antide Oto」，發表在伊爾庫次克（Irkoutsk）《東方雜誌》的第284、286、287、289期，刊登日期分別為1900年12月的22、 24、25和30日。轉載自列夫托洛斯基：Sotchiniénia，卷二十，《古老世界的文化》，莫斯科-列寧格勒：國家出版社，1926年。這篇文章被收錄在《文學與革命》的幾個版本裡。

最近，我們的報章和雜誌就「面對死亡」的議題，變得難以置信地令人敬重。有些是我們不需要，也對之無甚期待的文學家——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從他們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教訓：即使這些文學家需要一塊遮醜布去掩藏自己的裸體時，他們也不願意披上這塊遮醜布。這就是為甚麼，他們的讚美與批評，對我們來說都是沒有分別的。他們已是行屍走肉，他們自己埋葬自己的屍體。

　　但我們想談及的話題不是這些人，而是關於這些文學人的心態，我們可以期望他們面對文學和社會現象時，持有一種完全健康的心態，即使他們披上了死亡「調解人」這幅面紗。

　　最近在俄羅斯，GA Djanchiev [1]和索洛維約夫（VS Soloviov）[2]下葬了，而在歐洲，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3]和尼采下葬了。誠然，如果使用NK Mikhaïlovsky的句子3.1去「詆毀死者的名譽」，這確實是無禮的；但較之一些能從自己的敵人口中得到大量讚美的人，我們或者會更尊重一些制定了一套思想體系，把自己放在一個適合的位置，符合自己的文學及社會特色的人。李卜克內西應該不太可能滿足於報章《莫斯科新聞》（Moskovskye Viédomosti）[4]或《新時代》（Novoié Vrémia）[5]的讚美，同理，尼采應該不會欣賞《前進》報（Vorwärts）[6]或《俄羅斯財富》（Rousskoié Bogatstvo）[7]對他的讚美。我們聯想到斯堪的納維亞人Kiland [8]的說法——我們都很相信他的說法——對他來說，激進媒體的所有讚美為他帶來的愉悅和滿足，少於反動記者對他惡意的侮辱所帶來的愉悅和滿足。

　　如果必須說死人的「好話」或完全沒有甚話好說，在這個情況下，比較好的做法是觀察一種意味深長的沉默，多於透過一大堆虛假意、沒有意思的讚美，令逝去之人的社會意義變得模糊。我們可以，同時也應該，對我們的社會敵人持有一種公正的態度，如果他們是真誠的，或他們有各種個人美德，我們應該對他們的真誠和各種個人美德致敬。然而敵人仍是敵人，不論他真誠與否，在生還是過世，特別是一個死後仍可藉著作品流傳後世的作家。我們沉默，我們就犯了一種社會罪行，俄羅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說：「如果不激烈地反對，就是被動地支持。」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句話，即使在死亡的悲劇面前也不應該忘記。

　　尼采最近才過世，這些反思使我們要就尼采的哲學說幾句話，特別是關於它思想裡對社會的觀念及判斷，他的同情和厭惡的地方，他的社會批判和他認為的理想社會。

　　對許多人來說，尼采的個性和生平解釋了他的哲學。作為一個特別的人，他不能被動地遷就一個把他置於病態的處境。他被逼離開公共生活、退隱，使他構思一個不僅令他有機會在這些環境中生活下去的理論，更賦予了他生命一種意義。對痛苦的狂熱導致他精神上的苦惱。「你們希望盡量取消痛苦，而我們，我們似乎希望把痛苦放大，把痛苦放大到它從來沒有的強烈程度……對痛苦的狂熱，對巨大痛苦的狂熱，你們能否忽略這種狂熱可以使人類昇華，直至抵達最高的頂峰呢？[9]」

　　黎爾（Aloïs Riehl）[10]說：「在這些字句裡，我們聽到一個病人的聲音，他已把痛苦轉化成一種意志教育的方法。」但是對痛苦的狂熱不過是尼采哲學體系的其中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富特色的

　　部分，然而這部分卻被我們哲學家中的評論家和註釋家，輕率地放到首要位置。（如果允許我們冒犯尼采的著作，我們希望用「體系」這個尼采認為是庸俗的術語）尼采體系在社會層面的方針是，承認某些「被選中」的人可以自由地享受所有存在的好處的特權：這些被選中的、快樂的人，不僅被免除了生產性的工作，同時也被免除了「支配」的工作。「任憑你去相信和使用（Dienstbarkeit），這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在他認為的理想社會中，為眾多（den Vielzuvielen）尋常之人所提供的命運。」在這些尋常的人之上，有組織者的階級，有守護法律的人、維護秩序的人、士兵等階級。在上層的是國王，他有著「最高級的士兵、判官和守衛法律者」的形象。然而與「超人」相比，這些人只是提供輔助服務：他們受僱而進行粗魯的支配任務，向廣大的奴隸大眾傳遞立法者的意圖。最後，最高的等級是「主人」，有「價值的創造物」，「立法者」，「超人」。它啟發了整個社會機構的活動。它在地上擔當的角色，等同於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在宇宙所擔當的角色。

　　因此，領導「工作」不會落在最高級的存在身上，而只會落在那些在弱者之中比較高級的存在身上。關於那些「被選中的人」，那些「超人」，從所有社會及道德義務中解放出來，他們帶來了一個充滿冒險、幸福和快樂的生命。尼采說：「從我生活那一刻開始，我只希望生命是張揚恣意的，它在我身上，或在我之外，皆盡可能地揮霍，皆盡可能地豐富。」

　　上述提及的對痛苦的狂熱，當然是指身體的痛苦，「奴隸」的任何承諾皆不可以免除超人不患上這些身體上最常見的痛苦，而至於與社會失常相關的痛苦，超人當然應該從這些痛苦中完全地解放出來。對超人（再一次，這只是指那些正在形成的超人（im Werden））來說，如果他有一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那就是完善自己，包括小心避免那些我們稱之為「憐憫」的東西。如果超人被憐憫、後悔、同情等情感所支配，那他就不再是超人了。根據古老的「價值圖表」，憐憫是一種美德；但尼采認為憐憫是最大的試探，最可怕的危險。查拉圖斯特拉認為是最惡劣的一宗罪，最令人驚恐的不幸就是憐憫。如果他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如果他被憂傷的場景所感動，那麼他的命運就被決定了：他被征服，他的名字應該從“主人”等級的名單上劃去。查拉圖斯特拉說：到處都聽到那些宣講死亡的聲音，而地上則充滿了那些必須要對之宣講死亡的人——或者永生——他完全厚顏無恥地補充道，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沒有分別的，只要它們盡快消失（dahinfahren）。

　　尼采在能夠闡述他認為的正面理想之前，必須服從於社會規範的批評，這些社會規範支配著國家、法律，特別是道德的範疇。他認為「重估一切價值」這行為是有用的。表面看來，這是多麼激進，沒有底線的行為，也是多麼勇敢的顛覆性思想！黎爾說，直到尼采，沒有人分析過道德價值，沒有人批評道德原則。黎爾不是唯一一個如此說的人，但順帶一提，雖然有其它人同意他的看法，然而這不妨礙我們說他的意見是非常膚淺。人類不只一次感到有需要去檢視自己的倫理道德，而許多思想家用比尼採用更激進、更深入的方式從事這件事。如果尼采的體係有某些東西是原創性的，那不會是指重新評估自己這一點，而是他最這個想法的根源：權力意志，它是「超人」的憧憬、渴求和慾望之基礎；這是檢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標準。但這一點是否有原創性，也令人懷疑。尼采自己寫道，他研究那些在過去和現在也佔支配位置的道德時，遇到兩個基本的傾向：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主人道德就是成為「超人」的基礎。道德的雙重特徵，其實是人類歷史的進路，這不是尼采發現的。就如我們已提及的查拉圖斯特拉，他對數量龐大的平凡人所說的那句子：「任憑你們相信和使用」。高級等級的是「主人」、「價值創造者」。超人道德被創造出來，目的就是為了這些主人，只為了這些主人。真是新穎呀，不是嗎？即使是農奴時代的地主，對這個道德主題也知之甚少，他們只知道有些人是藍血統，而有些人不是[11]，而對那些藍血統的人來說，必須要做的事就是嚴厲地懲罰那些沒有藍血統的人。因此，根據偉大的諷刺作家之言論，他們確切地知道「就一個貴族來說，他們從事商業，有一份職業，沒有用小手巾擤鼻涕等，是不得體的，但他們不覺得在一個農村裡經常玩卡牌，或用年輕的Arichka去交換一隻獵犬，是不體面的。他們不適應一個刮了鬍子的農夫，不適應喝茶和穿皮靴，但他們就很適應差人從幾俄里以外的地方，把Matriona Ivanovna的一封信送到Avdotia Vassilievna，而信的內容是Matriona Ivanovna對朋友祝愿一個愉快的節日，及向朋友說，感激上帝，讓她過得很好。（Satiry v prose） 11.1」

　　尼采其中一個最沒有批判力的評論認為：「如果我們拿走他的思想體現在文字的矛盾和詩意形式，這些思想就會較第一眼看時少了很多新穎感。」（ Lichtenberg, Die Philosophie F. Nietzsche）

　　尼采的哲學看起來很新穎，但實際上它不是。在某程度上，它可以是創新的，就是當它獨指向作者的複雜個性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釋他在一個很短時間內，可以有如此眾多的信眾；又如何解釋，（根據黎爾的用語）「尼采的思想對許多人來說，已變成了信仰的文章。」我們只可以觀察到，孕育了尼采哲學的土壤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然而有一大批人認為尼采的哲學不能對應於任何一個社會條件性質的環境。

　　在我們的文學裡，我們已數次比較高爾基和尼采。驟眼看來，這個比較似乎很怪異，因為頌揚被侮辱者與被冒犯者這些社會最低層的人，與「超人」的使徒，兩者之間有甚麼最低限度的共同之處呢？當然，他們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而將二人作比較這事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們無甚關連，然而事實不是如此。

　　高爾基筆下的英雄[12]，根據作家的意圖，部分也根據作家的表現手法，他們不完全是被侮辱的和被冒犯的人，不是社會最低層的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出他們是“超人”。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發現自己身處一個環境，這個環境絕對不是由於他們在殘酷的社會抗爭裡失敗後所帶來的後果。這個殘酷的社會抗爭令他們偏離了正確道路。不，這是他們所做的選擇，他們選擇了不去適應當代社會組織的狹隘，這個當代社會組織有自身的法律和自身的道德等，他們選擇了「偏離」社會……這就是高爾基所說的。我們不評論其言論的責任：我們對這個議題仍然保持自己的立場。身為一個已有既定社會群體認同的空想理論家，高爾基想不出其它。每一個透過物質和意識形態連結到一個特別群體的人，他不可以被視為一個由任何渣滓聚集而成的產物。他必須在他的群體中找到一種生存意義。透過生產體系的當代社會的分析，甚至是膚淺的分析，基本的社會階層可以很容易找到如此一種意義，而這些社會階層不可或缺的元素：如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知識工作份」……但這與高爾基想頌揚與致歉的群體不是同一回事。在社會之外生活，無論是在他自己的領土，自己支付自己的生活開支，但他仍會在有組織的社會裡，尋找他較其它社會成員有更高級的意識這種存在的證明。這種社會框架，對它那些富有特別的、或多或少「超人類」的本質的成員來說，似乎太狹隘了。在此，我們看到一件與尼采透過他的筆反抗社會規範的同類型事件。[13]

　　尼采變成了一個空談的理想家，代表著一個活生生的群體，這群人的人佔用社會資源，生活得像獵鷹一樣，其生活條件比可憐的流氓無產階級富裕：這裡涉及的是高等性質的寄生無產階級。這個群體在當代社會的形成，相當具異質及模糊性，因為資產階級政權內部有眾多錯綜複雜的關係；但是，把這種騎士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所有不一致成員，與一個大規模的商品消費連接起來的，是公然而同時也是不受懲罰（當然是指在一般情況下）的掠奪。我們必須指出，他們消費商品時，並沒有用任何方法參與商品生產、商品分配和組織的過程。就如我們剛剛勾勒的類型所表現那樣，我們可以引用佐拉小說《金錢》裡的英雄人物：薩加爾（Saccar）。Stratz（差劣的）小說《最後一個選擇》裡的英雄人物，我們就找到一個最小的例子（這本書的翻譯可以在《俄羅斯財富》雜誌的結集中找到）：這本小說是關於一個股票投機的伯爵。

　　但是差別只是數量的多寡，而不是性質上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在當代文學裡，這類人物非常多，我們不知道要集中分析哪一個。

　　我們不該從這一切推斷出，尼采主義者就是一個金錢冒險家，一個做證券交易的獵鷹……事實上，靠著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組織，資產階級把它的個人主義擴張到自身階級範圍以外；我們可以說寄生無產階級許多意識形態元素都是如此情況，他們的成員也不是有意識的尼采主義者：他們大部分甚至可能忽略了尼采的存在，因為目前為止，他們只關注他們在另一個範疇的精神活動；但另一方面，他們每一個也是尼采主義者，無論他們自己承認與否。

　　然而，指出若干完全是資產階級的空談理想家，多次闡述與尼采思想十分接近的觀點，這不是多餘的事，例如其中一名就是最出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英國權威人物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4]。我們在他身上找到對大眾同樣的蔑視，雖然他用更謙遜的言辭，但他同樣讚揚抗爭是進步的工具，同樣反對對弱者施行救援，認為弱者沉淪是因為弱者自身的錯誤。資產階級的百科全書編撰者宣稱，與其支持自願合作的基本法則，包括必須用從生產勞動得來的以金錢所支付的每項利益，他們（我們明白他們背後指的是甚麼人）致力令所有人可以得到大量福利，儘管創造這些福利需要眾多財力物力，但他們不去計較這些，如免費的圖書館、免費的博物館等等，它們應該由社會開支去安排，令每一個人都可以享用，不去計較它的功積；因此，最有功積的經濟應該由稅務員掌控，用作為最沒有功積，不會儲蓄任何金錢的東西謀取若干便利。在此，聯想到NK Mikhaïlovsky與史賓塞之間的筆戰，因為前者不希望我們為治療悲慘與惡行的自然後果找藥方；把這種訴求與查拉圖斯特拉那已很著名的言論作比較：「地上充滿了那些必須對之宣講死亡的人」：不應該去幫助他們，應該推倒他們，讓他們跌倒得更快。「Das ist gross, das gehört zur grasse...」（真是高尚呀……）

　　但是，我們——非常正式地——不再比較斯賓塞和尼采的相似之處；斯賓塞完全不願意除去資產階級作為對「勞動」的支配工作，對他來說，高階級不是有著不受拘束的本能的人。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資本主義的政權，同時作為決定生產關係的歷史體系，兩者之間是唇齒相依的兩個現象，而斯賓塞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不可以反對資產階級的規範。如果他反對向弱者提供幫助，這正是因為他心裡害怕這些弱者大量湧現，對社會秩序造成昂貴的代價，同時，會對他那由受到質疑的秩序所保護的平靜的辦公室造成影響。

　　這不是尼采的例子。他反對所有圍繞在他身邊的社會規範。所有沒有文化修養的人的道德都令他感到厭煩。對他來說，中產階級是一種劣等的存在，與無產階級一樣。這是很自然的想法，因為中產階級就是理性的個體。他們吃食時慢慢咀嚼，跟隨制度，說著激動的句子，說教者的講道，對苦工的神聖行動說感性的宣告。一個資產階級的超人永遠不會這樣：他壟斷、他奪取、他欺詐、他把甚麼都吃得乾乾淨淨，他還會補充說：「沒有意見。[15] 」「健康」的資產階級

　　只能用一個同樣負面的態度去回應尼采的負面態度。例如我們知道那些思考尼采的人，其中一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諾達烏（Max Nordau）[16]，其言論就浮誇多於深入，羨慕尼采到一個心胸狹窄的地步，沒有吝嗇地使用他那些生動的表達，他寫道：「必須要有一個理論家，這是為了解決制度性的不潔，和拒絕巴那斯派文學和藝術天才，以及唯美主義者從罪惡、淫穢、信仰鬼神和頹廢的人所讚美的疾病，以上種種的綜合裡，歌頌人性，也是為了創造易卜生筆下那種自由而完全的人」；而尼采是第一個提出這個理論的人，或者假裝是第一個（Entartung）。諾達烏不再對尼采的信徒寬容：根據他自己的言論：「宣告一種原則，而根據這個原則，沒有甚麼是真實的，一切都被容許。這樣的原則來自一個道德異化而有學問的人，它在那些因為缺乏道德，從而在自己當中滋長出對一種社會秩序有內在憎恨的人裡找到巨大迴響。在這個巨大的發現前，大城市裡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特別狂喜。」（同上註）

　　那些靠元首下台、國家領袖死亡、新聞敲詐、政治醜聞，或股票升降而獲得財富的人，他們自然不可以期待他們會受有德行的小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理想家所鼓舞。在引用過的、Rudolf Stratz的小說裡，我們同樣找到諾達烏對尼采的那種態度，就是道德高尚的英雄對犬儒主義的伯爵的態度（和他們的中間人，即作者，其態度也是如此，作者自己就是一個庸俗的人），這種態度明顯地建基自「沒有甚麼是真實的，甚麼都被容許」這個觀念，把柏林人視為注定被搜刮的肥羊。道德高尚的柏林人對道德不高尚的伯爵的態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資產階級社會曾發展出若干道德、司法等方面的符碼，嚴禁他人違反。自從資產階級剝削他人後，它就不喜歡被他人剝削。但是所有種類的超人（Uebermensch）透過在資產階級證券裡獲取「剩餘價值」，從而自肥，換言之，他們直接用資產階級的支出來生活。情況一直這樣運作下去，並未提及他們不可以把自己置於道德法律庇護之下。因此，他們應該創造符合他們生活模式的道德原則。直到最近，這個寄生無產階級的高級類別沒有任何普遍的意識形態，可以令他們有機會去證明其貪得無厭的勾當的「高級動機」。透過「健康」工業資產階級的歷史功積、組織能力，從而證明「健康」工業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是合理的，沒有這個階級，社會生產就不能存在，這種證明，明顯地與透過股票升降去獲利的騎士階級、財經冒險家、股票市場[17]的「超人」、政治和新聞的不法勒索者都不符合。簡單來說，這群寄生的無產階級緊緊地嫁接在資產階級的機構裡，他們用各種方法生活，一般來說都生活得不錯，他們用社會的支出生活，但沒有為社會帶來甚麼，他們也不符合「健康」工業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是合理的這個證明。這個群體的個人代表，認為自己知識上高於那些被搜刮的人（他們不做這個，又會做甚麼呢？）他們自我滿足於這種高級意識。但這個相當大的並且一直在增長的群體，考慮到自己在知識方面的優越性，他們需要一個理論讓他們有權去敢於嘗試這些事。它們等待它的使徒和從尼采處找到這號人物。因著他犬儒主義的真誠，偉大的天賦，他在它面前出現了，並宣稱主人的道德，所有東西都被允許，而它就頌揚尼采……尼采教導，一個高貴生物的生活，是

　　一連串充滿危險的、不停的冒險；高貴生物對幸福不感興趣，只有從遊戲中獲得的興奮才使他感興趣。

　　身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處境裡，一天站在財富的頂峰，再過一天便有被法庭審判的危險，這種有害的資產階級社會渣滓應該在尼采的思想裡，找到合適他們的論據：充滿冒險的生活，比任何一個庸俗的人的思想如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之流更適合，後者宣講一種謙遜價值，和庸俗的小資產階級一絲不苛的態度，讓整個存在變得平板（斯邁爾斯是正在開始發展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種渣滓也拒絕功利主義道德的議題，功利主義道德嚴格地建基自理性主義的原則，由英國「健康」大資產階級的精神領袖，一絲不苛又誠實正直的邊沁（Bentham）[19]提出（這些形容詞當然是從商業的意義來理解）。

　　根據尼采的說法，當人類拒絕當前的價值等級制度，即基督教理想和民主後，才可以昇華成為「超人」。資產階級社會，至少表面上會尊重民主原則。而尼采，就我們所見，他把道德分為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對民主一詞，他口沫橫飛地批評。他對民主充滿了憎恨，因為民主死抱著平等主義不放，致力把人轉化為一群可被鄙視的動物。

　　如果奴隸四處擴張它的道德，如果社會可鄙地致力於放緩生產工作，對超人來說是不好的。這是為甚麼，尼采在一封信裡，用他特有的、高調的犬儒主義寫道：普及他的教義，「大概像介紹一個巨大的風險，不是因為那些敢於跟隨他的教義去作行動的人，而是因為他講授這些教義時的受眾…。」他又補充說：「我感到慰藉的地方是，沒有很多人對我那些偉大而新穎的思想感興趣」…從這個顯示出來的危險，引出了道德的雙重特質。為整個人類來說，他不只是必須跟從僅僅為主人而設的主人道德才可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我們相反地要求所有平凡的人，那些非超人，“可以嚴謹地完成公共任務”，順從那些天生就享有高等生活的人；我們要求他們在有意識地完成義務，並於當中感到幸福，而這些義務則由社會上層存在的，少數的超人加諸在他們身上。你可以看到，要那些「弱勢階級」在服務高階級的過程中找到一種滿足感，這不是一件特別新奇的事。

　　雖然這個卓越的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成員，常常覺得自己操控著領導權，一般而言，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裡不會掌權，而權力因為一種社會誤會而落入他們手中，他們的政府又會因各種大醜聞如巴拿馬事件[20]、德雷福斯事件[21]和克里斯皮事件[22]等，而要下台。他們不會因為想要重新組織社會，而希望獲得權力，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太負面，他們想獲得權力，純粹是因為想享受公共財富。因此在這一點，尼采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有利的迴響，因為尼采免除了「超人」的領導工作。流氓無產階級的負面心態，這種低等類別的寄生無產階級相比喜愛尼采的人與尼采更為一致：完全拒絕社會，他們認為這個社會不僅精神狹隘，它的物質組織也狹隘。尼采主義者一方面拒絕資產階級社會司法和倫理的規範，但另一方面也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物質組織所創造的商品。尼采的「超人」不是用來當作揚棄人類走過一條漫長而困難的道路後所獲得的知識、利益和新的力量。相反，整個世界觀念（如果我們可以在此用這個詞語），尼采主義者的整套哲學，是用作證明、合理化地享用商品，那些他們從來沒有參與其中的，即使是官方地參與一下也沒有的商品。

　　尼采希望每一個人，在被安排成為被挑選的一員之前響應這個問題：「你是否其中一個有權去脫離枷鎖的人呢？」但是他自己沒有提供答案，因為他不可以提供客觀的標準去回答這個問題；因此，正面的回應或反面的回應，就要視乎每一個人的意志和獵食天賦了。

　　尼采哲學體系，就如他自己在其它地方，不只一次地提及有不少前後矛盾之處。這樣就有幾個例子：尼采拒絕當代道德，但主要針對幾個道德面向（憐憫、慈善等），因為它們控制了我們面對那些數目太龐大的平凡人的態度。另一方面，「超人」因著與平凡人的相互關係，也沒有從這些道德目標中完全解放出來。當尼采提及這些關係時，他不怕使用一些字詞如好與壞，甚至是尊重、承認等。

　　雖然他「重估一切價值」，這個道德革命份子仍看重許多上流社會的傳統，並以自己是伯爵Nietzky的後代而自豪，但這一家族譜係是相當存疑的。這個著名的個人主義者對法國舊制度有一種最溫和的同情，而在這種制度之中，個人只有極低的地位。貴族，更準確來說，社會同情的代表，在尼采身上，其所佔的位置永遠在個人之上，他認為貴族是預示抽象原則的人。

　　因為這些前後矛盾之處，我們對置於尼采主義的帷幕下，那些前後對立的社會元素並不感到驚訝。一個忘記了親族關係的冒險家可以完全忽略尼采對貴族傳統的尊重，他只會在尼采身上尋找那些適合他的社會地位的東西。沒有甚麼是真實的，一切都被允許這句格言，比甚麼更符合他的生活習慣。透過發掘尼采作品，用這警句來發展思想的東西，我們可以構思出一種變質的理論，這個理論就像給法國巴拿馬醜聞或Mamontov [23]的愛國史詩裡的英雄人物，提供葡萄葉一樣[ 24]。但在這群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的群體旁邊，我們在尼采愛好者裡找到完全不一樣的歷史教育的代表，一些從譜系追溯得更遠的人。我們不是說Stratz小說裡的伯爵這類人物，他們用騎士美德來交換股票訊息。這些人已不再屬於他們的秩序。他們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同時和任何一個平民一樣，很少關注「貴族傳統」。我們要說的是那些仍然依附在曾經把他們放在上流社會階層的殘骸上的人。被社會流動趕出去，他們有特別理由對當代的社會制度、民主趨勢、法律及道德而感到不高興。

　　用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25]作為例子，他是著名義大利詩人，他的出身及其信仰使他成為貴族。我們不知道他自稱尼采主義者，用一個更普通的方式來說，他的思想裡有哪些受到尼采影響。但這些對我們來說不甚重要。這裡重要的是，鄧南遮那些超級貴族的思想，與尼采許多思想幾乎一模一樣。對貴族出身的鄧南遮來說，他仇恨資產階級是一件合符他的身份的事。他說：「在羅馬，我看到最不知羞恥的褻瀆，它們曾經令到神聖的東西失去光彩。就像一個扭曲的垃圾場，一群貪婪的低等人背叛了地方和街道……國王，戰士的後代，提供了一個例子，讓我們看到他在一個平民意旨要求他去完成一些庸俗而沉悶的義務時，展示出的驚人耐性。”向詩人請教時，他對詩人說：“從此以後，我們的使命包括甚呢？我們應否讚美普選呢？我們應否用渲染性的六音步詩句來加快王位的衰落，讓共和政體快些來臨，讓人民快點掌權呢？一個理性的總結，我們可以說服那些懷疑的人，叫他們在群眾裡獲得力量、權益、智慧和光明。」但這不是詩人的任務：「認住那些愚蠢的團體，他們希望統一所有人類的思想，令人類思想就如同工人用手中的錘子敲打釘子那樣。當您在集會聽到仿似大型動物的喧鬧聲，即人群的喧鬧聲時，您那抑制不住的笑，響亮得傳到天上。”向過氣貴族無能的、窮途末路的人說話，他寫道：「等待、準備事件。對您來說，把人群變成服從的人群將不是難事。人群永遠都是奴隸，因為他們天生需要用手拉緊鎖鏈。您還記得人群只懂得驚怕嗎？」

　　鄧南遮完全與尼采一樣，他認為重估一切價值是必須的，不管怎樣，必須進行這個活動：「新的羅馬西澤，注定是天生的支配者，他將用所有教義來毀滅或顛覆所有長時期以來被承認的價值。他將可以在未來建構和推行這個理想橋樑，透過此，優越物種最後可以超越一種災難，就是仍明顯地把優越物種從強烈地希望得到支配這種心態分隔開來的災難。」這個新的羅馬西澤將是一個「英俊、強壯、冷酷、熱情」的貴族（鄧南遮的引文是根據Oukraïnka在《生命》第七期，1900年發表的文章。）這種有著殘酷外表的生物，與尼采的超人十分相似，難以分辨，根據尼采的用語，殘酷的貴族與獵食者，辨別他人和每一個事物對他的價值：那些對他來說有用或有害的事物，就是本身是好或壞的事物。

　　是時候總結了，再說下去，我們的研究就超出了我們預期。明顯地，我們不是要做一個對尼采──這個詩意哲學家同時也是哲學的詩人，對其奇妙的創作作詳盡無遺的批評；以報紙的幾份文章這種篇幅，作詳盡無遺的批評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希望描述那些被證實可以滋長出尼采主義的社會基礎的主要特徵，不是作為一個包含若干作品和大部分作品可以用作者的個人特質來解釋的哲學體系，而是作為一個引起特別注視的社會流派，因為我們正在面對一個當前的流派。在我們看來，把文學和哲學高度的尼采主義帶到純粹世俗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似乎是同等重要的事，一個完全意識形態的態度，由同情或反感的主觀互動這個條件而造成的態度，其目的就是為了道德及尼采的其它議題，這樣不會帶來好結果；M. Andréiévitch [26]就給我們帶來一個最近的例子，他在《生活》專欄裡令我們看到歇斯底里的衝動。

　　當然，在尼采瀚如煙海的作品裡，我們不會很困難找到幾頁文字，脫離它們的語境，然後用作闡述任何預設的議題，特別是尼采的作品已廣泛地被闡釋的背景下，尼采作品將十分有用，因為他的作品是含糊多於深入。這是例如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所做的急於把尼采視為“他們一員”，但他們忘記了一個殘忍而粗暴的拒絕：提倡主人道德的哲學家盡他所能，用所有粗暴的言語來推開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希望對讀者來說，如此一種文學的、文本的態度，來對待這位最近逝世的德國思想家是無效的，尼采作品充滿矛盾，而作品的警句經常前後矛盾，因而帶來眾多不同的詮釋，尼采哲學正確的澄清，最本質的道路是分析那些令到這種複雜的哲學所產生的社會基礎。而本文就致力於從這個角度出發去分析。這個社會基礎已是腐敗、危險而有毒。從這個結論出發：就讓他們盡他們所想的邀請我們，充滿信心地沉浸於尼采主義中，深深地吸著尼采作品裡偉大的個人主義的空氣；但我們不響應這些召喚，同時不怕被人指責為狹隘和排他主義，我們用懷疑的態度去反駁，就像福音書裡的拿坦業（Nathanaël）一樣：「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東西來麼？」

[1] GA DJANCHIEV（1851-1900），自由主義傾向的歷史學家和出版商，也是一本關於阿歷山大二世任內改革歷史的書的作家：《偉大改革的時代》（Iz epokhi velikikh reform）。在自由主義的圈子裡享用著巨大的權威。（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 Vladimir Sergueïévitch Soloviov（1858-1900）。著名的哲學家、出版商和詩人，在社會及政治議題方面，他神秘而宗教性的觀念與自由主義思想相符。Soloviov的哲學成功地流傳於革命之前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圈子裡，這個圈子醉心於神秘主義。（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3]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德國工人階級的領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其中一個創立人。李卜克內西透過參與1848年的革命運動開始他的政治活動。他有幾年移民到英國生活，這幾年間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多次來往，並成為他們的信徒，幾年移民生活後，他於1862年回到德國，直到他過世前，他都是工人運動的首腦，即使在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前，他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在萊比錫創立了《民主人民報》（Demokratisches Volksblatt）報紙，1878年報紙停刊。1890年，李卜克內西領導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以同樣的名銜在柏林出版。1874年，李卜克內西當選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有幾屆停任，但直到死前都被選出。李卜克內西屬於社會民主左派的立場，並反對修正主義。（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3.1 Nicolas K. MIKHAïLOVSKY （1842-1904），出版商、社會學家和評論家，他是民粹主義其中一位突出的理論家。他對80年代的年輕人有巨大影響力。他是《國家年鑑》（Otietchestvennye Zapiski）的編輯成員，他出版了《甚麼是進步》（ Chto takoïe Progress）、《英雄與群眾》（ Gueroi i Tolpa）、《達爾文理論與社會科學》（Teoria Darvina i obchtchestvennaia Naouka）。從1892年開始，他主持《俄羅斯財富》雜誌。人民意志（Narodnaïa Volia）的成員。在90年代，他引發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4]《莫斯科新聞》（Moskovskye Viédomosti）：反動派的報章，創刊於1756年。從1855至1860，1863至1887，由Katkov任主編。它和其它反動派報章不同，它更保守，出版時間更長。它的口號是：正統性、專制政體、國家主義。在1905年，在Gringmut的領導下，它成為君主主義黨的機關報章，並對革命工人、知識分子和猶太人進行一系列的逼害運動，公開地呼籲集體屠殺。（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5]新時代》（ Novoïé Vrémia ）：聖彼得堡日報，從1876年開始出版。它的主編及領導是Souvarine。報紙的立場傾向保守。它甚有官方特徵，總是推動一個激烈的運動，反對革命民主、工人階級和激進知識分子。對「異族」的逼害，特別是對猶太人，就像是報章所有主要文章的總路線。官僚高層的機關刊物《新時代》在政治陣營上沒有一個既定的、獨特的立場，它的傾向時常隨著首相人選的變更而改變。在1905年的革命裡，這份刊物的立場是極右，要求用嚴厲的手段對付革命份子和罷工工人。（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6]《前進》（Vorwärts）：德國民主社會黨的機關刊物，在柏林出版。報章於1883年成立，以Berliner Volksblatt為名。廢除社會主義相關的法律後，1890年10月17日後以現時的名字為名出版，主持人是威廉·李卜克內西。李卜克內西在萊比錫用同樣的名字出版黨報，在1878年停刊。而1914年戰爭開始以後，《前進》報就如社會民主黨主流的媒體出版一樣，站在一個社會愛國的立場。在主流與獨立人士意見分裂的時刻，它仍站在主流那方。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後，它推行一個反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激烈運動。（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7]《俄國財富》（ Rousskoié Bogatstvo）：其中一份革命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1880年開始出版時，以這個名字為標題。1891年，它轉手給《國家年鑑》的前合作人。1895年，Mikhaïlovsky變成了這本雜誌的創作人，而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財富》就變成了民粹主義的機關刊物。從1916年開始，雜誌以《俄羅斯年鑑》（Rousskyé Zapiski）之名出版。十月革命後就停止出版了。（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8] KILAND （1849-1888）：挪威作家，挪威文學中寫實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9]我們不提供參考，因為尼采出版的作品有8卷，仍未記那些補充的捲數，對只在報章上刊登的幾篇文章來說，是一個太沉重的攻擊。（托洛斯基的註釋）。

[10]黎爾（Aloïs RIEHL 1844-1924），新康德主義的德國哲學家，也是以下這本書的作者：《哲學批判主義角度的形而上學和科學理論》（Der Philosophie Kritizismus）（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1] 從字面上看，是指黑人和白人。
　　11.1 （散文的諷刺） ME Saltykov CHTCHÉDRINE：Sotchiniénia，聖彼得堡，1887年，第七卷，第318頁。（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2] 見上註：〈一般小說與三篇特別的小說〉。托洛斯基：Sotchiniénia。

[13] 我們注意到兩個被提及的作家，他們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對強人的尊重。高爾基會原諒一個無論行為上如何負面，但他卻有一種真心表露自己內心想法的能力的人。高爾基多次描述這些行為，描述時字裡行間充滿了愛，即使讀者不完全同意這些行為，但讀者都會因為這種能力而心動，同時會喜歡這種能力……如高爾基筆下的老Gordiéiev和其它英雄人物。（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4] 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其中一位進化論的奠基者。他主要的作品有《合成哲學體系》。斯賓塞把事物分成可認識的和不可認識的兩部分。根據他的說法，對知識的「基礎原則」分析，會導致一個超出可認識的現象之外的結論，有一些東西是透過知識也無法理解的，因此，這部分就合理地構成了信仰的範疇（我們將不會知道原則，le principe ignorabimus）。哲學作為我們科學知識最高層次的普遍，它的任務就是建立一些支配所有現象的律則。如進化論，根據史賓塞，全世界和世界的現象服從於這條律則。研究演化的特別形式，史賓塞特別專注於生物、社會形式和心理生活的發展。在他的社會學議題裡，史賓塞在社會和生物之間大量使用模擬，透過這個，他構思了他的社會學體系。在社會政治範疇方面，他反對國家對個人生活作任何的干預，因為這一點，他反對社會主義。他捍衛個人自由，反對集體專政權力，就如他把知識和信仰作二元對立一樣，清楚地表現出這位卓越思想家的資產階級本質。（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5] 在製度性地剝削農奴的中世紀領主，和封建社會的「超人」之間，中世紀的強盜貴族Raubritter宣稱：「掠奪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最優秀的人都是掠奪他人的人。」這不是指超人嗎？（托洛斯基的註釋）。

[16] 諾達烏（Max NORDAU 1849-1923），德國作家，其作品有吸引力，但膚淺。最出名的作品有《矛盾》（1885）、《退化》（1892-93）、《我們文明的常規謊言》（1883）。他下半生變成了其中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狂熱份子。（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7] 文本原文是法文。

[18] 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英國作家和道德家。甚至是其作品名稱，都在闡述他的道德思想和他那過於簡單的哲學思想，他用大量從發明家和工業家的生活得到的，有教育意義的例子，來證明他的哲學。（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19] 邊沁（Jérémie BENTHAM 1746-1832）：著名的法學家和英國哲學家，功利主義者的奠基人，根據他的理論，道德原則對最大可能數量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善。出於此，邊沁相信在政治上，那些響應這個原則的事物，只有民主，因為政府體制是建基於大部分人的意願。君主專政制，絕對或有限的專政，皆是由一小部分的人統治，是違反自然的專政制度。（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0] 巴拿馬：在建造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時，一家公司因領導時濫用權力而被檢控、審查。而在審判過程中，揭發了更多醜聞的細節，涉及多位媒體上熟悉的首長、眾議員和代表貪污瀆職。巴拿馬變成了一個所有大型社會和政治醜聞的代名詞。（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1] 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猶太裔軍官Alfred Dreyfus被指控叛國；他的審判是法國1890年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德雷福斯事件在1894年突然出現，構成事件的證據是一系列其後證明是偽造的文件，其後，事件由戰爭首長和國家重要軍官有意識地操控假線索而造成。背後涉及的其實是某些支持君主專政的人為了攻擊共和製而製造的一個藉口。面對此事，掀起了一場支持德雷福斯的運動，集合了共和黨圈的成員，為首的是饒勒斯（Jean Jaurès）和佐拉。最後，德雷福斯被證明為無罪。而德雷福斯的審判揭露了一些共和國最高層當權者的罪行、資產階級傳媒嚴重貪污瀆職，和國會議員犯下的罪行等。（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2] 克里斯皮（CRISPI 1819-1901），義大利政治人物，從1891年至1896年，1893年至1896年間擔任首長或總統。他的名字與義大利銀行被揭發嚴重濫用的醜聞有關。（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3] 我們忽略M. Plevako在他的辯護詞中，是否有用尼采的思想，就像M. Garnier在他的陳述中曾引用歌德一樣。如果Mamontov是俄羅斯版的浮士德，他缺乏甚麼才可以演繹莫斯科版「超人」一角呢？（托洛斯基的註釋）。.

[24] Mamontov的史詩：審判關於Moscou-Yaroslav-Arkhangelsk鐵路公司管理層挪用資金、造假和其它濫用權力的事，審判在1900年7月23-31日莫斯科法庭進行。首席被告是Savva Ivanovitch Mamontov，其中一個俄羅斯工業資產階級的重要人物。在二十年間，Mamontov不斷連任公司主席，同時又是Nevsky機動工廠的主要股東。Mamontov被指控為了自己利益而挪用超過一億的盧布。所有指控皆成立。（俄羅斯編輯的註釋）。

[25] 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4-1938）。（譯註：義大利詩人、記者、小說家、戲劇家和冒險家。他常被視為墨索里尼和一戰後義大利法西斯運動的先驅者。）[26] ANDRÉXÉVITCH：Eugène Andréiévitch SOLOVIOV

（ 1866-1905 ）的假名，報章《生活》的文學評論家，他在《生活》發表文學評論和關於70-90年代社會運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