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廣東出土古玻璃器的思考 黃靜

沮渠元熙

作者：黃靜

本文出自《中國南方古玻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

玻璃是一種用途非常廣泛的無機非金屬材料，它已走過了五千多年的歷史。雖然在不少中國古籍中，如《穆天子傳》、《尚書·禹貢》、《論衡》、《漢書·西域傳·地理志》、《鹽鐵論》、《魏書·西域傳》、《太平禦覽》、《舊唐書》、《北史·大月氏傳》等，對玻璃已有了各種各樣的記載和描述，但中外學術界對中國古玻璃的研究，起步較晚，進展也較慢。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對中國古玻璃進行研究，他們認爲中國的玻璃是從埃及傳入的。雖然中國陶瓷中的釉料與玻璃的性質相同，但中國不存在專門製造玻璃的技術和作坊。到了20世紀30至50年代，隨著鉛鋇玻璃在中國的陸續出土，使西方學者大受震驚並改變了看法：因爲西方的鉛鋇玻璃出現於19世紀(1884年)；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古玻璃中含鉛很少。因而中國在西元前已出現了自己的玻璃製造技術，同時中國的鉛鋇玻璃是其他西方國家所沒有的。我國對古玻璃的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袁翰青、幹福熹、楊伯達、陸壽麟、張福康等專家學者進行了大量的調查、測試與研究，提出了中國古玻璃自創說的觀點。本文擬就廣東出土的古玻璃作粗淺的探討，謬誤之處，敬請斧正。

一、廣東出土古玻璃概況

1、 廣東出土最早的玻璃器系出自肇慶市北嶺松山大墓。該墓的年代目前爭論較大，主要有兩種看法：一說是戰國晚期，另一說是秦統一嶺南以後至南越國早期。支援後一說的學者占多數。該墓出土琉璃珠1件，圓形有孔，藍色半透明，有白色圓渦紋，長徑1.8、孔徑0.9釐米[1]。該墓於1974年發掘。之所以稱之爲大墓，是因爲其規模較大：爲土坑木槨墓。坑長8、寬約4.7、深6米。棺槨全部腐爛，尚存七條墊木，中間五條粗達34釐米以上，由整條木頭稍加砍平而成，可能是枕木；兩頭的較細，粗僅10餘釐米，可能是擋板。依據朽木的痕迹測量，槨長7、寬4.5、高1.3米。槨的底下有一個深26、直徑38釐米的腰坑，內埋一陶罐。墓中出土器物共139件。其中大部分是青銅器，能看出形狀的有108件，占全部出土器物的78%。計有飲食器、樂器、兵器、工具、雜器等。另有陶器21件，占14.7%，計有瓿、罐、盒、甕、珠等。金柄玉環、玉帶鈎等金、玉、石器和琉璃珠共10件，占7.3%。此外，還有一些漆器，殘存粘附於泥土中，看不出形狀。

2、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嵌藍玻璃銅牌飾。南越王墓坐落在廣州市區北面越秀公園西側海拔49.7米的象崗山上。1983年發掘，是迄今爲止嶺南發現的漢墓中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一例。該墓鑿山爲陵，採用豎穴和掏洞相結合的做法，呈"凸"字形，深20米，東西寬12.5米，南北長10.85米。墓室前部分前室和東西耳室；後部4室平行縱列，分主室和東西側室，主室之後有後藏室。各室有過道相通。墓底鋪木板，整個頂用24塊大石板覆蓋。前室的頂蓋、四壁及二道石門都施朱墨兩色的卷雲紋裝飾。出土文物1000餘件（套），包括金銀器、玉器、青銅器、陶器、絲絹衣物、珍珠、藥石、漆竹木器等等。墓主身著玉衣。從"文帝行璽"及"趙末"玉印推斷，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趙末[2]。嵌藍玻璃銅牌飾共出11對，尺寸約爲長10、寬5、厚0.8釐米，，周邊鎏金，中間嵌一塊淺藍色平板玻璃。出土時每件都有絲織物包裹的痕迹。墓主身著玉衣，兩側各有5把佩劍。從劍格到劍身中部的位置處排列4對銅牌飾，其中嵌藍玻璃的2對；鏤空龍繞雙龜紋的2對。另外，在同墓的右夫人棺具位置中出土1對；西耳室內出8對。此外，墓門外兩殉人的棺具位置各出1對鬥獸紋銅牌飾，但無嵌玻璃。

3、廣州市小北橫枝崗1號墓出土的三件玻璃碗。該墓於1954年發掘。從出土的陶甕上有"五銖"錢文戳印推斷，其年代上限當在漢武帝元狩四年（西元前119年）始鑄五銖錢之後，當時南越國已滅亡，屬於西漢中期。該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坑長5.7、寬3.8、深6米。南面有斜坡墓道。棺槨已腐朽不存。隨葬陶器共71件，有甕、罐、聯罐、瓿、鼎、盒、盆、熏爐、壺、匏壺、樽等，以及井、竈模型各1件。銅器有鼎、壺，及刀、削、錛等工具。漆器已壞，只見殘迹。棺具位置處出有銅帶鈎、鐵鑷、玻璃碗等。其中最珍貴的，就是這3件玻璃碗，1件出自墓室的北部，2件出自靠南部。同作深藍色，半透明，大小相近，形狀相同。爲廣口、圓腹，略帶台足，模制成型。器的內壁光滑，外壁經打磨，呈毛玻璃狀，口沿下磨出寬弦紋一道，並染有朱砂的痕迹。口徑10.6、壁厚0.3釐米[3]。據測定，均屬鈉鈣玻璃系統。從製作風格及玻璃的化學成份看，應是地中海南岸羅馬玻璃中心西元前1世紀的産品。

4、廣州市小北橫枝崗2號墓出土的1件玻璃帶鈎。該墓與上述1號墓相距約30米。墓坑長5.26、寬2.78米。棺槨全朽。隨葬品以銅器爲主，計有壺、鈁、禾、溫酒樽、卮等酒器；鼎、盆、削、熏爐等用器；銅劍、銅鏡、眉筆等共17件。還有鐵鑷、滑石璧等。陶器有罐、壺、鈁、碗、盆等15件。銅鏡2件位於南面，滑石璧2件在北面，相互對稱[4] 。玻璃帶鈎出在左（男）棺位置內的鏡、璧之間。鈎體扁平，扣彎圓，呈青綠色透明，長7.8釐米。帶鈎是中國戰國以來傳統的服飾用具，可認爲是中國燒制的産品。

5、廣東省徐聞縣東漢墓群出土的玻璃珠飾127顆。徐聞縣位於雷州半島南端，南隔瓊州海峽與海南島相望。是廣東最早的縣治之一，早在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已經設置[5]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該縣南部瓊州海峽岸邊的高崖上共發掘東漢墓51座。其中45座是長方形單室平底券頂磚室墓。另6座是磚石合構、石室和土坑墓。墓門基本朝南，墓室都很狹小，最大的33號墓長3.6、寬2.04米；最小的23號墓僅長2.14、寬0.8米，深度都在1米左右。出土遺物計有：陶器103件，全是實用器，包括釜22件、罐36件、盆8件、缽4件、器蓋2件、陶珠78粒；鐵器26件，包括斧5件、鑿2件、刀10件，魚鈎、發釵、指環和馬鞍形器各一件，以及6件殘器器形不明；銅器8件，包括盆1件、碗3件、鏡1件、器蓋1件、鏃2件；東漢五銖錢10枚；銀器有手鐲1件、指環2件。另外填土堆中出土有肩石斧2件，可能不屬於墓中隨葬品。珠飾共出有308粒，大小形狀不一，種類有琥珀（1粒）、瑪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127粒）、銀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6]。這些珠飾分別出自14座墓葬，出20粒以上的僅5座。它們有些與陶珠相混合，大多出在墓室中部偏北處，應是頸部飾物。這批玻璃珠呈深藍色，與廣西、越南等地出土的同時期珠飾極爲相似。未經科學檢測，估計是中國製造的。

6、廣州先烈路龍生崗東漢墓出土的玻璃珠。該墓爲"假雙層分室"結構，墓坑長6.2、寬3.6米。前室周壁原有彩畫，已剝落。出土物有陶器、青銅器、漆器、木器，以及玻璃、瑪瑙、玉等珠飾和金、銀指環、銀鐲等飾物。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的大量藍綠色玻璃珠，經檢測鉛鋇成份微量或者沒有[7]。

7、廣東肇慶東晉墓出土的一件玻璃器，口徑8.8、高7釐米，略呈綠色透明狀。壁薄、侈口、沿外微束，鼓腹圜底，重54克。墓中還出有水田模型、城堡模型、虎子等一批青瓷器。從墓磚銘可知墓主人是"廣州蒼梧廣信侯"。該玻璃器未作成份測試，推測是外來品[8]。

二、對一些相關問題的思考

1、中國古玻璃的起源與産地

中國的古玻璃最早産生於何時？從考古學的材料看，自1949年以來，在河南、陝西、湖南、山東、廣西、廣東等地的墓葬中，多次出土料珠、管珠、蜻蜓眼、琉璃璧、耳當、琉璃杯、琉璃瓶、琉璃劍首等文物，最早的是屬於約西元前13世紀的墓葬。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管、珠、璧、劍首等器物。從器型到紋飾都具有明顯的中國早期的和傳統的風格。經研究，琉璃是在低溫熔融後製成，與玻璃在本質上沒有什麽區別，僅僅是透明度差一些。從古籍材料上看，我國不少古文獻對玻璃記有多種名稱，如 琳、琅幹、琉琳、陸離、琉璃、玻黎等等。中國考古學界根據透明度分爲：不透明者爲"料器"，半透明者爲"琉璃"，透明者爲"玻璃"。實際上它們的化學成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認爲，中國玻璃起源於西周，而且應該是中國自己製造的。

從出土的實物資料看，至少在漢代以前，我國製造玻璃已形成南方和北方兩大系統。北方以中原地區爲中心，其産品以PbO-BaO-SiO2（鉛鋇玻璃）爲主。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嵌藍玻璃銅牌飾經測定含鉛較高，屬鉛鋇玻璃系統。而且這種銅牌飾是典型的北方匈奴族人用器（嵌玻璃的僅南越王墓首見）。因此可以推斷，這批藍玻璃是産自中原地區。銅牌飾本是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常用的帶飾。而這批鑲嵌藍玻璃的銅牌飾，筆者認爲已不是一般的實用器，而是珍貴的工藝品。應該是隨秦軍南下而留落在廣州的北方産品。南方的古玻璃産地以湖南至兩廣爲中心，其産品除鉛鋇玻璃系統外，主要以KO2-CaO-SiO2 (鉀鈣玻璃)和KO2-SiO2（鉀玻璃）爲主。廣東徐聞東漢墓、廣州龍生崗東漢墓出土的玻璃珠飾，以及廣西漢至宋代墓葬出土的大批玻璃器、越南出土的同時期玻璃器當屬此列。

2、與陶瓷釉料的關係及其發展緩慢的原因

我國的原始瓷最早出現于商代。陶瓷的釉料一般以石英、長石、粘土等爲原料，化學成份爲氧化矽、氧化鋁、氧化鐵、氧化鈣、氧化鉀、氧化鈉等，與玻璃有著基本相同的本質，在商代的原始瓷上已有使用。玻璃與陶瓷、冶金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陶瓷、冶金技術在我國商周時期已有很高的水平。從目前考古學的材料看，我國古代玻璃的出現應在陶瓷之後，很有可能是在陶瓷釉料的啓發下而出現的一門新的手工業。

既然我國出現玻璃製品的時間相當早，而且玻璃與陶瓷釉料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我國陶瓷業的發展又非常迅速，成爲聞名世界的"瓷國"。按說我國古代玻璃製造業的發展應該沒有什麽阻礙。那麽，造成我國古代玻璃製造技術與産量的提高和發展緩慢的原因是什麽？是審美取向的因素、或是玻璃易碎等其他原因？筆者認爲，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國古玻璃因原料造成其成份是鉛鋇或鉀等元素爲主，而且是低溫燒成。這種玻璃與西方的鈉鈣玻璃相比，質松、易碎、不耐冷和熱。因而作爲日用品，它比不上陶瓷器經濟、耐用；作爲裝飾品，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崇尚玉的傳統，玉不僅美觀，更重要的是人們認爲玉能避邪、保平安，因而玻璃不可能取代玉的主導地位。

3、與海上交通貿易的關係

古埃及人在西元前20世紀至18世紀的中王國第十二王朝時期，就已經掌握了製造玻璃的技術。因而世界公認，埃及是發明玻璃製造技術最早的國家之一。而且西方玻璃的應用又早於中國。中國古籍上對玻璃的各種名稱的記載，一般都認爲是外來語。因此，過去許多學者都堅持"中國玻璃起源於西方"的觀點。雖然目前"中國玻璃自創"說的觀點已日益得到認同，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的玻璃生産，以及目前出土的古代玻璃器，與對外交通貿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地處東南沿海的廣東地區，則主要體現在海上交通貿易方面。

根據古籍的記載和考古材料的證實，珠江口向西通往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航線，是一條最古老的南海航線，早在先秦時已經開通。《漢書·地理志》載，漢武帝時派使者攜帶黃金、絲綢等物品，率領應募商民，組船隊從番禺（今廣州）基地出發，經徐聞港（今廣東徐聞縣）遠航，到達馬來半島的都元國、新加坡之西的皮宗國、緬甸境內的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斯里蘭卡的已程不國。東漢時，經徐聞轉到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向東南亞出發。由於當時航海技術的局限，船舶只能沿著海岸航行，白天以沿岸標誌定方位，夜間以星宿作導航。加上船體小，設備差，攜帶食品和淡水數量有限，需要靠沿途不斷補給，因而形成了《漢書》和《後漢書》中所記載的番禺-徐聞-合浦南海航線。其實這條航線在先秦時期已爲民間和番禺地方官開闢和掌握。考古發現已證實了這一點。上述南越王墓出土了原支非洲象牙和西亞銀盒，證明番禺早在南越國時期，就已通過東南亞、南亞的海路，與西亞、非洲等地有了交通貿易往來。橫枝崗漢墓出土的三件玻璃碗，證實了到西漢中期時，廣州與地中海岸的大秦國（羅馬帝國）亦有了交通貿易聯繫。從廣西出土的玻璃器情況來看，種類相當豐富，有杯、碗、盤、璧、珠、耳當、環、管、鼻塞、龜形器等。而且數量也很多，最多的爲珠飾達一萬多件（絕大部分爲漢代器物）。因此可以推測，廣西地區在漢代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玻璃生産中心，其産品除流通到雲、貴、川等地外，還通過這條南海航線流通到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據晉代僧人法顯著《佛國記》的介紹，從西元三世紀到七世紀前半期，南亞、東南亞多國和大秦（羅馬帝國）多次派使節前來中國朝貢貿易，輸入的物品當中就有琉璃器。晉代葛洪《抱樸子·內篇論仙》雲："外國作水晶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人多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交廣"即今廣東、廣西、越南一帶。這是目前所見關於兩廣地區製造玻璃的最早記載。從這段話來看，"交廣人"作玻璃碗的方法和技術應是向外國學來的，或者起碼是在研究舶來品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

但是，中國古代玻璃的生産，無論在技術還是在産量的提高方面，發展都相當緩慢。埃及、羅馬地區在西元前後出現的玻璃磨砂技術和刻花技術、在西元5至6世紀出現的玻璃畫琺瑯技術，到了明清時期才傳到中國。

我國對於古玻璃的研究相對滯後，這與我國出土的和傳世的古玻璃器較少有很大的關係。目前在此領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困撓著我們：其一是至今我們仍未發現古代製造玻璃的窯址，這就限制了我們對玻璃製品産地的斷定。其二是關於古代玻璃器斷代的問題（主要指元代以前的器物）。由於玻璃器數量少，不像陶瓷器那樣，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形成了一定的工藝特色和風格。而且玻璃無法用同位素、熱釋光等自然科學手段進行年代測試，因而對古代玻璃器的斷代只能依託於墓葬或遺址、窯址的年代，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對玻璃器斷代的準確性。其三是東西方玻璃製造工藝與技術的交流過程還很模糊。這些限制，使我國古代玻璃史到目前還無法形成序列。我們熱切希望，隨著出土物的豐富、研究的深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注釋：
[1]廣東省博物館、肇慶市文物局：《廣東肇慶市北嶺松山古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74年第11期。
[2][3][4][7]見《廣州市文物志》第90-113頁。
[5]《漢書·南粵傳》："（元鼎）六年冬……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九郡。"又，《漢書·地理志》：（合浦郡）"縣五：徐聞，高涼，合浦，臨允，朱盧。"
[6]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載《考古》1977年第4期。
[8]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誠先生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