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 6380
爵位一等靖寧公
榮銜從一品少師
官職正二品資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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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一子 撰稿
現在一談到辛亥革命,人們自然想到的是這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大的功績是結束了君主專制制度,這樣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是對辛亥革命的相當片面的理解,通過對辛亥革命的認真分析,應該清楚的認識到,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應該是中國人的光復運動,是一場民族革命,而這場民族革命與歷史上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又有顯著的區別,朱元璋只是驅逐了蒙古人,在政治上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而辛亥革命則具有民主革命的色彩,結束了君主專 制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但是不論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在革命黨人的初衷、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表現來看,把辛亥革命定義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是很牽強的,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色彩遠大於民主革命色彩。
辛亥革命時期,各個革命團體的綱領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滿”爲宗旨的,如孫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的興中會,綱領本爲“驅除韃虜,恢復華夏”,後來才加上“創立合衆政府”的綱領;1903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在長沙創立的華興會,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爲綱領,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爲口號;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在上海創立的光復會則更爲明顯,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爲綱領,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團體。
1905年,在孫中山的建議下,組建了一個統一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綱領。孫中山還爲中國同盟會制定了秘密聯絡的口號:“問何處人,答爲漢人;問何物,答爲中國物;問何事,答爲天下事。”我們可以聯繫起來理解爲:漢人奪回中國物,平天下不平事。(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37-138頁)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起草了《民國軍政府檄文》,說道“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複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一)驅除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上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第二期爲約法之治……第三期爲憲法之治……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孫中山選集》上卷,中華書局,1956年,頁68-70。)
革命黨人在1905年之後兩三年間掀起了輿論上的高潮,各種各樣的革命書籍、文章不斷湧現,而這些文獻,也幾乎是鼓吹排滿的民族革命爲主的。比如最爲著名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的《革命軍》,現在的人總是引用“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 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把該文說成是反對封建專 制最激烈的文章,這固然沒有什麽明顯的錯誤,鄒容確實在文中大聲疾呼要掃除專制,如有“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爲專 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於是石勒、鉄木真等,類以遊牧腥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爲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主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請大哲之寶旌,以招展於我神州上。”鄒容確實對專 制政體深惡痛絕,但是鄒容的文章主要內容是這個嗎?通過閱讀《革命軍》的全部內容,可以看出,鄒容的文章乃是鼓吹排滿革命爲主的文章。在鄒容的文章裏面,開篇是“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反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後面鄒容論述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革命獨立之大義”然後得出結論,“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高呼“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通讀文章,顯而易見鄒容是宣揚激進的排滿民族革命,光復中華,爲了中華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廢除專 制統治,實行共和。應該說,鄒容的文章裏面,共和是爲民族獨立服務的,民族革命乃是鄒容論述的中心。(鄒容《革命軍》,見於《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649-677頁)而其他影響也很大的文獻如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利消長史》、章炳麟的《駁康有爲論革命書》等著名革命家的文章,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鼓吹排滿爲中心的,而且指出民主革命的最大障礙就是滿洲貴族以征服者自居,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不以中國的福祉爲念,只知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都失敗了,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和渙散開始凸顯。加上1907年日本迫令孫中山出境,同盟會總部更加渙散,這樣在1907年9月,部分同盟會員張伯祥、居正、孫武、焦達峰等人成立了共進會。其則由以同盟會緩不濟事,須另組實行團體,聯合內地會黨,即日起事。黃興曾詰責焦達峰另立山頭,焦答以殊途同歸,有何不可。故仍以同盟會之宗旨爲宗旨,同盟會之總理爲總理。惟入會誓詞中的“平均地權”一句,改爲“平均人權”。他們說“平均地權”不好懂,革命是因爲漢滿不平等,所以要“平均人權”。(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6頁)後來的武昌起義,就是共進會爲主要領導團體的革命黨人發動的。
在1911年10月9日,原定的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在危機時刻發佈了作戰命令:“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興複漢族,驅除滿奴”(因孫武在漢口研製炸彈時偶然失事,蔣翊武與其他人上了後決定提前起義,但蔣翊武在發出命令後不久即被逮捕,後逃出)、(孫武的失事導致起義計劃泄露,蔣翊武的作戰命令也沒有落實,革命黨人一時群龍無首,但仍然毅然發動起義)熊秉坤在武昌起義時,於10月10日發于楚望台軍械庫的口號是“興漢”。(《“排滿”與民族主義》,224頁)。《湖北革命實錄長編》載:“是日(10月11日),革軍遇旗人,不論老少皆殺”(轉載自《辛亥武昌首義史》,212頁)。(不過在10月12日軍政府謀略處開會,有“嚴禁濫殺旗人”的決策,以避免濫殺無辜)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成立了軍政府,廢除宣統紀年,改爲黃帝紀年;以鐵血十八星旗(共進會的旗幟爲九角十八星旗,紅地黑星,且間聯以虛線,意爲聯合十八行省,以鐵血主義實行革命)爲旗幟;並以黎元洪的名義發佈了布告“……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漢家兒……共圖光復大業,建立民國……”(當時在武昌街頭巷尾,這張布告貼到哪里,哪里就擠滿了觀衆,群情激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賞罰令中更明確地說“本都督驅逐滿奴,恢復漢族……”(《辛亥武昌首義史》,226頁)並於10月17日在閱馬場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光復大業,特告慰華夏始祖軒轅黃帝的在天之靈 (武昌起義成功後,之所以推舉黎元洪爲大都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革命黨人以“排滿”爲宗旨,漢官一概被視作可爭取者) 。軍政府成立後及開始革除滿清舊俗,最重要的就是剪辮子(滿清入關曾提出“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並進行血腥大屠殺,辛亥革命後剪辮子也就成了革命的象徵),軍政府層多次下令剪辮,當時軍政府主辦的《民國公報》曾有評論“險矣哉豚尾奴之心也,鄙也哉豚尾奴之志也,謬矣哉豚尾奴之識也,其理由爲大局未定,姑試諸異日。所謂異日者,即干戈偃息。總統已定之際或滿政府覆亡之日也。此中立派也,此觀望輩也,此漢奸也!”(《辛亥武昌首義史》,253頁)。
在軍政府成立後與列強的交涉中,美國領事也說“貴國此次革命,關係種族問題,自不待言,惟不知將來採取何種政體?”(《辛亥武昌首義史》,263頁)。武昌起義清政府不得不讓袁世凱出山以鎮壓革命,袁世凱上臺後,即派大軍進 攻武漢,雖然北洋軍是袁世凱的“私家軍”,但是在前線袁世凱也不得不反復向士兵們宣傳,此役非漢滿種族戰爭,乃是政治集團戰爭(《辛亥武昌首義史》,334頁)。
甚至連被“脅迫”參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其致薩鎮冰(武昌起義清廷廷派海軍來武漢鎮壓革命,薩鎮冰是海軍提督,也是黎元洪的老師)的信中也有“吾師素知洪最爲謹慎……恐致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 恥,轉爲危害……誰無肝膽,誰無熱忱,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做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 制政體……方今漢滿興亡之機……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指,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辛亥武昌首義史》,319-320頁)
在回應武昌起義的各地也紛紛打出“興漢”、“排滿”的口號。如陽夏回應武昌起義時革命黨人將旗兵“禁之間所”,並對他們說:“我們今日爲種族爭生存,爲國家爭獨立,顧不得不先革爾滿人之命,念爾等尚屬好人,爾等回荊州(滿人駐防之地)可也。”,於是各給七元遣回原籍,“後聞彼等在途中爲百姓所創”。(《“排滿”與民族主義》,225頁)詹大悲、蔡濟民在武昌起義後準備派兵過江佔領漢口。漢口的市民聽說武昌來了軍隊,不約而同的大放鞭炮,夾道歡迎,無數群衆高呼“殺盡胡兒”、“興漢滅滿”的口號。1911年10月22日西安回應起義時起義軍自稱“秦隴複漢軍”。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復後,《山西民報》曾發表討滿檄文,措辭嚴厲。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佈四川獨立,成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在上海、福州、重慶、長沙等
地回應武昌起義的也基本上打出的是““興漢”、“排滿”的主張。
在武漢三鎮革命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軍政府發佈了一篇《辛亥革命軍奉天討滿檄文》,裏面言辭激烈,“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民國軍政府檄曰:惟我皇漢遺裔,弈葉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爾東胡,曾不介意。遂因緣禍亂,盜我神器,奴我種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由鄂而湘而粵而川,扶搖大風,卷地俱起。土崩之勢已成,橫流之決,可翹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漢族復興之會也……(接下來分析“是虜之必敗者”三條及“則漢族之當興者”三條)……維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審斯義,宜各率子弟,乘時躍起,雲集回應。無小無大,盡去其害,執訊獲醜,以奏膚功。維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審斯義,宜矢其決心,合其大群,堅忍其德,綿系其力,進戰退守,與猛士俱。維爾失節士夫,被逼軍人,爾有生身,爾亦漢族,既審斯義,宜有反悔,宜速遷善,宜常懷本根,思其遠祖,宜倒爾戈矛,毋逆義師,毋作奸細。維爾胡人,爾在漢土。爾爲囚徒,既審斯義,宜知天命,宜返爾部落,或變爾形性,願化齊民,爾則無罪,爾乃獲赦宥。幕府則與四方俊傑,爲茲要約曰:"自州縣以下,其各擊殺虜吏,易以選民,保境爲治。又每州縣,興師一旅,會其同仇,以專征伐,擊殺虜吏。肅清省會,共和爲政,幕府則大選將士,親率六師,犁庭掃穴,以複我中夏,建立民國。"幕府則又爲軍中之約曰:"凡在漢胡苟被逼脅,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問。其在俘囚,若變形革面,願歸農牧,亦大赦勿有所問。其有挾衆稱戈,稍抗顔行,殺無赦;爲間 諜,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 ”同時還附有《辛亥首義歌》“漢軍起義立志把仇報!裏應外合都有我同胞。長槍大炮都已準備好,楚望臺上旌旗飄!驅除韃虜,還我中華!鐵血男兒壯志沖九霄!長槍大炮都已準備好,楚望臺上旌旗飄!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爲先著,此複神州第一功,第一功!”《興漢軍歌》:“地發殺機,中原大陸蛟龍起,好男兒,濯手整乾坤,拔劍斫斷胡天雲。複我華夏,完我自由,家國兩尊榮。樂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樂無垠。好男兒! 撐起雙肩肩此任!!”(檄文內容來自於網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對)
不過,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很多立憲派、舊官僚混進了革命陣營,鼓吹“五族共和”的思想,孫中山迫於壓力,同時也是爲了維護國家領土的統一,在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發佈的《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說到“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後來在1921年3月6日《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中,孫中山說道“自光復之後,就有世襲底官僚,頑固的舊黨,復辟的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孫中山全集》第5 卷, 中華書局,1985年,第473 頁))
在革命迅猛發展的時候,袁世凱掌握了滿清廷廷實權,在相當多革命黨人看來,袁世凱身爲漢人,是可以爭取的物件,所以才有很多革命党人檄文袁世凱能夠投入革命陣營,推翻滿清統治,孫中山本人也表示:如果袁世凱完成推翻滿清廷廷的“大業”,願意將大總統讓予袁(後來的“二次革命”則是袁世凱要加強專 制獨 裁,壓迫國民黨,國民黨基於“民主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良藥”而革命)。
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三天後的2月15日,孫中山親自率領臨時政府文武官員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今中國全境光復,特來告慰544年前“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先驅、民族英雄明太祖的在天之靈。在祭祀時,孫中山發佈了《祭明太祖文》“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臨時總統孫文,謹昭告于明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即,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靈曰:嗚呼!國家外患,振古有聞,趙宋末造,代於蒙古,神州陸沈,幾及拜年,我高皇帝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複大義,昭示來茲,不幸季室俶擾,國力罷疲,滿清乘間竊據中夏,嗟我邦人諸父。兄弟,疊起疊仆,至於二百六十有八年。嗚呼!我高皇帝時怨時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歲在辛亥八月,武漢軍興,建立民國.義聲所播,天下回應,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復十有七省,國民公議,立臨時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爲臨時總統.瞻顧西北,未盡昭蘇,負疚在躬,尚無以對我高皇帝在天之靈.邇者以全國軍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義,卒使清室翻然悔悟,於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從此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實鑒臨之,敬告.”和《謁明太祖陵文》,中心思想與《祭明太祖文》一樣,“維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國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鞏立,民國統一,永無僭亂.越三日,國民公僕,臨時大總統孫文,謹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袛謁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 昔宋政不綱,遼元乘運,擾亂中夏,神人共憤.惟我太祖,奮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復舊物,十有二年,遂定大業,禹域清明,汙滌膻絕.蓋中夏見制於邊境小夷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勳,未有能及太祖之偉碩者也.後世子孫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爲猶不遠,卵翼東胡,坐茲強大,因緣盜亂,入據神京.憑肆淫威,宰割赤縣,山川被其瑕穢,人民供其刀俎.雖義士逸民跋涉嶺海,冀振冠裳之沈淪,續祚胤於一線,前仆後起,相繼不絕.而夭未悔禍,人謀無權,徒使歷史編末添一傷心舊事而已.自時厥後,法令益嚴,罪罟益密.嗟我漢人,有重足傾耳,箍口結舌以保性命不給,而又假借名教,盜竊仁義,錮蔽天下,使無異志.帝制之計既周且備,將籍奸術,長保不義.然而張曾畫策於私室,林清焱起於京畿,張李倡教於川隴,洪楊發迹于金田:雖義旗不免終蹶,亦足以見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權,盎然人心.加以虜氛不竟,強敵四陵,不寶我土,富以其鄰.國人雖不肖,猶是神明之胄,豈能忍此終古,以忝先人之靈乎?於是俊傑之士飆發雲起,東南厥始發難,吳樾震以一擊,徐錫麟注彈丸於滿酋之腹,熊成基舉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鄉之役,鎮南關之役,最近北京暗殺之役,羊城起義之役,屢起屢躓,再接再厲,天下爲之昭蘇,虜廷爲之色悸,蘊釀蟬蛻,以成茲盛.武漢首義,天人合同,四方風向,海隅景從,遂定長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協,攜手歸來,虜廷震懼,莫知所爲,奉茲大柄,還我漢人,皇漢民族,既壽永昌.嗚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昔嘗聞之,夷狄之運,不過百年,滿清歷年,乃倍而三,非天無常,事會則然.共和之制,亞東首出,事兼創造,時異遲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聞在昔救時之士,嘗躋斯丘,毷勵軍志,俯仰山川,唏噓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則樂.鬱鬱金陵,龍盤虎踞,宅是舊都,海宇無叱.有旆肅肅,有旅振振,我民來斯,言告厥成.喬木高城,後先有輝,長仰先型,以式來昆.伏維尚饗.”(內容來自於網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對)
不僅是辛亥革命當時,而且現在我們在說道革命黨人在某處革命成功或者某地和平過渡時,用的都是“光復”一詞,如“武昌光復”“南京光復”等,光復”一詞的含義,就是自己的董事喪失之後又奪回來,這裏很顯然意指各地在被滿洲人佔據兩百多年之後中國人收復過來。
附論:辛亥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比較
美國獨立戰爭與辛亥革命都是兼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運動。但是兩者又有顯著的區別,按照現今的主流的歷史理論,將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定義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基本符合實際的,但是辛亥革命卻不能。
首先,美國在獨立建國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而中國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民族意識已經相當濃厚。美國人主要是英國移民的後裔,以及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移民、非洲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後裔等,雖然經過一兩百年的共同生活,北美人們在經濟上聯繫大爲加強、文化上也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作爲一個族群的意識開始萌芽,但是在獨立戰爭之前北美人民並沒有明顯的民族意識,並沒有認爲自己是與英國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在英國當局與北美矛盾激化的時候提出要獨立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人還只求爭得平等的權利,這在潘恩的《常識》揭露英王喬治三世的暴戾之後才有所改觀(而要求獨立的人也並不是基於民族的不同,而是要得到平等與自由,這將在下面論述)。中國的情況則明顯不同,中國的文明史自黃帝戰勝蚩尤以來,在秦始皇大一統之後在經濟、文化、政治等諸多方面逐漸的統一並加強,如在“五胡亂華”的時代,每次南方政權軍隊北伐,北方人民都“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北宋末年人民起義在遭遇女真人入侵後調轉鬥爭物件由反朝廷轉向與朝廷聯合共抗金軍;蒙元時期不斷的“反元複宋”鬥爭和紅巾軍大起義時“八月中秋殺韃 子”;明太祖北伐檄文中“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明末農民起義軍由反明紛紛轉向與名廷聯合反清;滿清統治時期延綿不斷的“反清複明”鬥爭……鴉片戰爭後不久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有濃厚中國人光復運動色彩(太平天國出湖南時就發佈了討滿檄文,“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才在革命初期勢如破竹,振動江南半壁,可惜後來宗教色彩壓過了民族革命,因此而喪失了相當民衆的支援,也被曾國藩等敗類抓住把柄予以剿滅;儘管如此,太平天國的民族革命之功也不可抹殺,很多太平天國殘餘實力也在不斷進行民族革命,孫中山少年時也自稱“洪秀全第二”。而辛亥革命時期各個革命團體的宗旨與口號,則更爲明顯的反應了這一點。
其次,美國獨立戰爭的口號主要在於“人權”,而辛亥革命則重在“排滿”。在北美與英國矛盾激化的1775年前後,北美要求獨立的人寥寥無幾,北美與英國武裝對抗的性質還不是真正的獨立戰爭,大家普遍的心態是要通過武裝反抗獲得平等的權利,這在1775年召開的第一屆大陸會議充分的體現出來,當年7月大陸會議還向英國提交一份請願書,要求和解。但是不久之後北美的輿論發生重大改變,人們紛紛要求獨立,這個轉變的主要原因是潘恩《常識》的發表。1776年1月潘恩發表了《常識》,鼓吹要獨立,而要獨立的原因,則是獨立能給北美人民帶來自由、帶來經濟的繁榮,不獨立則只能延續痛苦,裏面潘恩特別揭露了英王喬治三世的暴戾,將其描繪成一個“獨夫民賊”,這在推動北美人民通過獨立來求得“人權”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裏還必須考慮北美人的特點,北美居民很多是探險家、追求利潤的資本家、政治異見者、被排斥的清教徒,這樣的人對於“人權”有強烈的渴望,並且具有強烈的鬥爭意識,不甘於被壓迫)。而大陸會議要求獨立除了人民輿論的變化之外,還有爭取法國、荷蘭等國的援助的考慮。在1776年7月4日發佈的《獨立宣言》裏面,開篇講述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然權利和人民主權的思想;接下來例舉了英王喬治三世壓迫北美人民的種種事實,並且說明這種壓迫就是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權利;這樣就很自然的得出結論:北美人民英國推翻英王的統治,北美英國獨立。可見,美國的獨立,是基於對“人權”的追求。辛亥革命則不同,雖然革命党人有民主的追求,但是在論述民主的時候幾乎都是將民主看作是保障民族獨立的“良藥”,是爲了中國人能夠在再次複國之後避免再次亡國而要求民主,爲了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追求民主,革命的中心在於光復祖國、民族獨立;另外還有相當多參加革命的革命黨人民主意識很淡薄,如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黨人一位要有“名望”的人來主持大局,推舉了舊軍官黎元洪做革命軍政府大都督,在武昌首義的影響下,光復的其他各省也有不少效仿這一舉動。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美國獨立戰爭是在爭取“人權”的口號下居住在北美的人民對自由權利的追求而發動的獨立戰爭,民族革命的色彩相對較弱,定義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沒有什麽問題的;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排滿”的口號下中國人的光復運動,革命黨人認爲“民主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良藥”而要求在革命成功後建立民主共和國。雖然兩者都是兼有兼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運動,但是兩者不能簡單類比,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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