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七恩科會試】反啟蒙、後結構主義者及法西斯主義與尼采思想之分析與詮釋

張沐霖 · 發表於清·嘉祐三年九月十一日（秋）

「法西斯主義」，這個在當代依然令許多人認為是吸引犯罪與暴徒，是一種反智的思想。但透過對政治思想史的脈絡梳理，可以看到諸如容格爾、班恩、海德格、施米特、布拉席亞緒、拉羅舍爾、賽利納、德曼、龐德、真蒂萊、馬利內提等文學與哲學領域的支持者。極右派的政治思想，深刻影響近代。而該時代的知識分子與極右派政治思想淵源之深，乃至於尼采思想的詮釋，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

一、反啟蒙

「世上只有三種高尚的人：牧師、勇士和詩人。他們的職能分別是去理解、殺戮與創造。」– 夏爾·波德萊爾

反對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這在當代多元社會聽起來荒謬，但觀察人們的行徑，大眾對科學、理性、進步以及人文主義的蔑視，似乎普遍的存在。標榜本土主義，拒絕世界主義，推崇專制，反對民主，藐視專家，鄙薄知識。

「（他們後悔）這個人直到他最後一次被宗教所嘆息的時候（⋯⋯）只是作為一個無限複雜的機器中的一個齒輪而存在的時間，他的命運是他不知道的。因此，在不問問題的情況下彎曲在土壤上，他在人類文明的過程中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對他們來說]這個人成為擁有自然權利的個人的那一天（⋯⋯）誕生了現代的邪惡（⋯⋯）和他們的目標仍然是這個單位丟失的恢復。」– Sternhell，反啟蒙

法西斯主義現象學家 Sternhell 提出理論，文藝復興時期毀壞了中世紀世界的精神和諧，或者作者提到的宗教改革，這種消失導致了人類生存的「碎片化」，並因此產生了現代的頹廢。

西方對啟蒙運動理念的態度一直存在分歧。人們剛剛受益於啟蒙思想，就被告知黑暗時代並非全無價值；人類應停止大膽探索；規範和秩序是必要的；人性的命運不一定是進步，而可能是停滯或倒退。

浪漫主義運動堅決反對啟蒙運動理念。盧梭、約翰·赫爾德、弗里德里希·謝林等人主張理性和情感不可分割，個人無法擺脫其所處文化的影響，他們否定人們應該完全理性行事，否定超越歷史和地域的普遍價值觀，也否定和平與繁榮是值得追求的目標。

在他們看來，人只是某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如文化、種族、國家、宗教、精神或某種歷史力量，人們應該與所屬的這個偉大整體保持精神一致。他們甚至鼓吹最偉大的善事是英勇的鬥爭，而不是解決人類的問題。他們認為暴力是自然的一部分，壓制暴力等於扼殺生命的活力。

這聽起來或許荒謬，但事實是，21世紀時，反啟蒙思想仍然在各種文化和理念運動中廣泛存在於精英階層。啟蒙運動理念強調集體理性的應用以促進繁榮和減少苦難，但現在這觀點被認為過於簡單和不切實際，已經過時。接下來，我們將介紹一些流行的概念，據稱可以替代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我們應該對它們提出積極回應。

二、後結構主義

德希達的主張，在於鬆綁傳統二元對立的關係，使不確定的思想游走於兩端之間。解構哲學主要在進行一種鬆動的遊戲，而非在消滅或否定主體，反而以更開放的空間去探索無限制的意義，比如文本。

福柯則主張，利用考古學來研究哲學、語言學、人文科學，揭示某一客體如何被知識當做研究對象，即在探討某一時期的不同學科，如何受到無意識的共同規則所影響，進而形成學科間的共同知識型。知識的形成是權力的展現，取得權力者，建立屬於其價值認知的社會價值體系，並合理化其建構出來的知識，以用來控制非理性，故在了解權力與知識的關係後，可用來探討理性與非理性、常人與非常人的關係。

後結構主義者挑戰結構主義的主張，聲稱他們能夠擔當詮釋所有文本的批評後設語言（metalanguage），並且認為一個文本之外的中立全知觀點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的目標是實現意符的無限扮演，並且不偏袒任何一種閱讀方法，將它們視為彼此平等。因此，後結構主義領域中很少有一致的理論，但每個理論都源於對結構主義的批評。

後結構主義的研究具有政治性質，因為許多後結構主義者認為，我們所認知的這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建構，其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推動著不同的力量，試圖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

三、法西斯主義的早期概念與雛形

現代左翼和右翼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法國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在這事件中，反對德雷福斯的一方包含了歐洲激進右翼的核心思想：激進民族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反對理性主義以及反猶主義。1899年，兩名反德雷福斯的年輕人，亨利·沃熱瓦和莫里斯·皮熱，創立了「法蘭西行動委員會」。夏爾·莫拉斯迅速加入這個新成立的政黨，成為了其主要代表。

莫拉斯在一個天主教保皇黨家庭中長大，而法國在他幼年時戰敗於普法戰爭，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這次戰敗導致極端復仇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法國社會中蓬勃發展。同時，第三共和國成立後經常陷入政治動蕩和腐敗醜聞，讓莫拉斯對共和國體制感到失望。因此，他成為反對德雷福斯派的一員，但他更進一步，將矛頭指向了共和國體制本身，認為共和國最高層受到猶太人掌控，並與英國和德國的金融中心合謀，出賣法國的利益。

莫拉斯將法國視為一位女神，認為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和自由思想是「有害」的，應該被剷除。他認為，要恢復法國的強大和輝煌，必須重建君主政體，認為只有君主政體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在他的思想下，法蘭西行動黨成為一個支持激進民族主義、反對議會制度、反對猶太人以及反對法國大革命遺產的天主教保皇派政黨。他的思想吸引了當時反對德雷福斯的重要人物，如萊昂·都德和莫里斯·巴雷斯等。1908年，法蘭西行動黨的准軍事組織國王報商成立，被認為是意大利黑衫軍和德國衝鋒隊的前身。他提出了整體民族主義（nationalisme intégral）概念。在他看來，根據自然法的內在理性，法蘭西民族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有個人和政治集團都必須對民族國家和文化保持普遍的忠誠。

後來，喬治·索雷爾德的出現對法西斯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其變得更加完善。索雷爾德本身是一位極端激進且極度崇尚暴力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道德問題，必須摒棄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他支持直接行動的革命，認為社會只能通過暴力革命來擺脫他所認為的「人類墮落的傾向」，實現拯救和重生。在他看來，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通過一場神話般的「總罷工」來實現，革命的群眾需要依靠革命的神話來動員，而科學社會主義或理性並不必要。階級鬥爭本身就是目的，不需要理性或主義來賦予目的，它體現了無產階級獨有的超凡精神。這種極端的革命工團主義被以索雷爾的名字命名，稱為索雷爾主義（Sorelianism）。

莫拉斯和索雷尔都強烈反對現存的議會民主制度，甚至反對了啟蒙運動以及將社會視為個人的總和的觀點，這成為了他們共同的立場，二人互相欣賞。雖然莫拉斯反對馬克思主義，但卻認可了索雷爾的社會主義，他說：「脫離民主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如此適合民族主義，就好像做工精美的手套戴在美麗的手上。」他開始支持利用行會法人團體制度來替代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這種法团主义將成為未來法西斯主義經濟體制的主要基石。在1910年法蘭西行動黨的第三屆大會上，代表們超過三百人，除了符合莫拉斯所想像的「君主身邊的少數精英」，如軍官、律師、教師和教士外，還有許多白領工作者、推銷員和保險公司代理人等，他們代表了社會的中下階層。這些現象表明法蘭西行動黨正在朝著革命化的方向發展。

儘管如此，莫拉斯並不完全相信社會主義的作用，他仍然是一名保守的保皇黨人。法蘭西行動黨在爭取工業工人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多，同時它還依賴大型企業和教會的捐款，這使得法蘭西行動黨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對顯得有些無力。莫拉斯的法蘭西行動黨具有未來法西斯主義的許多特徵，貢獻了未來法西斯主義的許多元素：有機的整體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政治、推崇權力和暴力，以及現代化的准軍事組織。

在1914年10月，由安傑洛·奧利維蒂（Angelo Olivetti）推動，意大利工團主義聯盟的革命工團主義者們簽署了一份干預主義宣言，名為「國際行動的革命法西斯」（Fascio Rivoluzionario d'Azione Internazionalista）。在意大利語中，「fasci」一詞的意思是「一捆」，引申為「聯盟」或「團體」。此時，「法西斯」一詞還沒有帶有極端民族主義和集權政治的含義，這種含義要等到意大利法西斯黨成立後才出現。

在宣言中，革命工團主義者聲稱世界大戰是由德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資產階級國家挑起的，而這兩國都反對「每一個光明的文明和每一個進步的要素」。宣言指出，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社會主義者沒有反對本國的戰爭行為。而英國、法國和俄國是為了維護文明而參戰，而意大利的中立既不會讓意大利免於戰爭危險，還使其成為反革命的幫凶。宣言明言表示，民族革命還沒有結束，民族問題也沒有最終解決，因此需要支持意大利加入戰爭，以促使「階級運動的正常發展、工人國際主義的思想進步和勝利的環境形成，為了勞動人民有更美好的未來，為了工人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為了人民之間的友情以及為了所有為終結一切戰爭而努力的人們」。

四、尼采思想

尼採希望在非道德意義上構思「新啟蒙」(die neue Aufklärung) 。什麼樣的新啟蒙呢？倘若借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說法，他們提到，「啟蒙把差異從理論裡趕出去。」那麼尼採要做的，可以說正是把差異重新引入啟蒙。當哲學家（如康德）基於自身社會處境來構思道德義務時，尼採則質疑其思想背後的自我保存傾向。一如《啟蒙的辯證》透過薩德筆下的茱麗葉（Juliette）以理性而自制的方式從事敗德之事，指出理性無法支持基督宗教－資產階級道德，尼採同樣揭露了道德背後的階級性格。對尼採來說，生命真正的自然法則乃是追求差異的強者原則（Gesetz des Stärkeren），亦即前述所謂「距離的激情」，而不是安於同一的自我保存，因為「要求強者不顯露為強者，不顯露其統治的意志、征服的意志，以及對於敵人、抵抗和勝利的渴望，那就跟要求弱者表現為強者一樣的荒謬。

哈伯馬斯對尼采的詮釋來看，酒神救贖論突顯出主體中心的理性與去主體化的非理性、或是帶有理性基礎的解放訴求與尋求非理性的審美救贖之間種種的哲學對立，做為區別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判準。於是在這樣的詮釋之中，哈伯馬斯進而將尼采的後現代定位連結於反啟蒙：「在堅定不懈的揭露型理論家之中，尼采將反啟蒙（Gegenaufklärung）推向了極致。」

尼采所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曾印有十五萬冊以分發給士兵。換言之，尼采被視為一位愛好引發危險戰爭的思想家，因為他曾經不斷批評歐洲文明的頹廢，甚至曾經說過「戰爭乃是一切美好事物之父」，或是「比起友愛鄰人，戰爭和勇氣能夠成就更多的偉業」。於是在此期間，尼采逐漸被歸類為德國國家主義者和右翼份子，種下日後被視為法西斯主義先驅的種子。哈代（Thomas Hardy）亦曾在一封書信中提到：「我想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其他例子，是由於單獨一位作家造成一個國家的道德敗壞。」他同時認為德國的領導階層根本就是受到尼采之權力意志概念的感染。

尼采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複雜而令人困惑的問題。混淆不清之處並非源自於尼採本人的觀點模糊或搖擺不定，恰恰相反，尼采多次明確反對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甚至表現出對德國的輕蔑。舉例來說，尼采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沒有特定祖國的歐洲人，他堅信歐洲人的血統長期以來已經混合在一起，因此任何國家主義或種族仇恨的主張都是不合理的。此外，尼采曾與反猶主義者弗里奇（Theodor Fritsch）通信，但他對後者的「亞利安主義」和「日耳曼主義」觀點進行了嚴厲嘲笑。弗里奇甚至認為尼采的著作《超越善惡》根本是胡言亂語，不值一讀。

然而，自從伊麗莎白接手她哥哥的所有文件和遺稿，以及於1894年創立尼采檔案室（最初位於瑙堡（Naumburg），後來遷至威瑪（Weimar））後，這一混淆不清的關係就開始了。伊麗莎白將這個地方打造成了「尼采神話」的官方朝聖地，定期出版刊物、舉辦研討會，甚至通過特殊儀式來紀念尼采。同時，受伊麗莎白右翼傾向和反猶主義的影響，她開始刪改和篡改尼采的作品和遺稿。不論是她編輯的尼采傳記三卷、主導的尼采全集編纂，還是《權力意志》一書的出版，都將尼采打造成了愛國的神聖人物，否認了尼采的瘋狂與他的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使尼采逐漸成為了廣泛傳播的思想先驅。簡而言之，伊麗莎白竭盡全力打造她心目中的「尼采神話」。

隨後，由於她公開表示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以及1934年希特勒參觀尼採檔案室（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希特勒曾閱讀過尼采的著作），使得尼采與國家社會主義建立了難以割捨的聯繫，將尼采徹底塑造成了德意志國家主義、反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先鋒。

五、結語

在現代史上，各類知識分子擁有巨大而多元的影響力。他們的思想和理念在塑造政治領袖的理想、政策和行動方面扮演著核心角色，同時對政治、藝術、科學和各種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我們不了解他們的目標和追求，不理解他們帶來的新觀念，以及他們之所以既具有影響力又充滿爭議的原因，那麼我們將難以理解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如何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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